·心理科学中功能主义的出现

在当代心理学中，功能主义将心智和意识视作为脑的功能，通常是以信息加工方术语(或更近以来以神经网络术语)加以说明。然而，最早尝试理解意识和心智的功能主义方式可能出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soul)的讨论中——他认为，灵魂仅仅是生命的得以表达形式(forms in which life is expressed)。在有机体中，这些形式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能力和功能活动模式来界定。因而，植物通过生长、腐烂、吸收和繁殖的能力来界定它们所拥有的“植物的”灵魂；动物通过知觉和欲望的能力来界定它们所拥有的“敏感的”灵魂；只有人类拥有“理性的”灵魂，它是由思维能力来界定的。

在心理学里，将心智和意识视为功能或过程的观点可能可以追溯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种观点才随着认知功能的信息加工理论的引入、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计算机对人类行为的模拟而正式地确立起来。一旦确立起来，就像行为主义迅速地取代了内省主义一样，认知心理学很快地取代了行为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心智模型就不再是由刺激、反应和代表脑的“黑箱”(脑至多包括一点内部的间接刺激和反应)组成，取而代之的是将大量的心智加工排列到编码、储存、转译输入信息并产生适当输出的相对自主的(autonomous)信息加工系统中去。图4.2展示了一些心理学研究(从输入到输出)信息流过程的示意图。

·意识可用信息加工予以解释的早期观念

意识如何与这种信息加工联系在一起呢?根据詹姆斯的观点，意识的当下内容界定了“心理的当下”(psychological present),并被包含在"初级记忆”(primary memory)(一种短时工作储存的形式)中。"次级记忆”(secondary memory)(一种长时记忆储存)的内容界定了“心理的过去” (psychological past),当它们保存在次级记忆中时是无意识的。詹姆斯还提出，进入意识的刺激会处于注意力焦点之下，它已经从竞争刺激中被挑选出来从而使之能与世界进行有效的交互作用。处于注意焦点中的刺激被它们的情境事物(contextual surround)——一个有意识的“边缘”或流动的意识“流”---赋予意义和价值所给定。这些大约在100年前提出来的观点最终成为大量心理学研究的焦点。

然而，早期认知心理学只顺带涉及意识，讨论的焦点都在信息加工的细节上。例如，布罗德本特(Broadbent,1958)在他的选择性注意"过滤器"模型中也提到了意识。这一模型是为了解释这个发现：被试只有加工感觉器官中同时到达信息的有限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鸡尾酒会，在鸡尾酒会上，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人们只可以全神贯注于众多对话中的一个。人们所注意的对话进入了意识，而其他未受注意的对话则形成一种“嗡嗡”的背景声。正如布罗德本特指出的，这就是系统中"信息加工瓶颈"的证据。所以脑需要选择要注意的信息。这是如何实现的?在布罗德本特最初的模型中(基于20世纪50年代获得的证据),选择由前意识的(preconscious)"感觉过滤器"实现，它对输入刺激进行粗略的物理分析。然后选择通过脑的“有限容量的决策信道”(limited capacity decision channcl,LCDC)的瓶颈的信息用以进一步加工。只有进入LCDC的信息才能被分析为意义，成为有意识的，并且可能用来组织反应。詹姆斯关于意识与初级记忆的联系再次被沃夫和诺曼(Waughand Norman,1965)引入到实验心理学中，但他们的工作重点也是初级记忆对次级记忆的关系，而不是意识。不过到了1962年，乔治·米勒(Gcorge Miller)在他经典著作《心理学：心智生活的科学》中断言，尽管绝大多数心理学家坦言他们并不知道意识是什么，但"他们确定它不是一种实体——一种物质的东西—-而是一个或一组过程，它发生在一些而不是另一些物体中"。

20世纪60年代后期，选择性注意和记忆的理论聚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许多模型出现了，每个模型都总结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选择、注意以及初级与次级记忆之间的信息传递被组合成一个整合的系统(如Atkinsonand Shiffrin,1968;Norman,1969)。例如，在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1969)提出的模型中，平行到达感官的刺激最初要经历一种前意识的、自动的分析，以便它们能够(通过把它们与那些刺激的先前体验在次级记忆中留下的痕迹相匹配)被识别。一旦匹配，它们就被评估为有意义的。只有最"相关的"(pertinent)输入刺激才会被有限容量的注意系统选中得到进一步加工，从而进入意识。有意识的加工与前意识加工形成对比，因为它是自愿的、灵活的。受到注意的刺激可能以多种加工方式被加工—-例如，它们可以被预演并被存储在刺激记忆中，还可能参与问题解决，或者可能成为某种外显反应的基础。没有被选中获得更进一步注意的信息却仍然是无意识的，并最终从这个系统中迷失(见图4.3)。

尽管这类将意识与加工的特定形式和阶段(特别是与焦点注意或初级记忆)联系在一起，但这类理论对这个联系的本性都没有表态。但从大约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论文明确提出了意识在存在论上等同于一种加工形式。例如，与布罗德本特(Broadbent,1958)一样，波斯纳和沃伦(Posnerand Warren,1972)断言，使用有限容量的中枢加工系统"成为有意识过程的核心定义，而不使用它意味着一个过程是自动的”。波斯纳和博伊斯(Posnerand Boies,1971)还指出，涉及有限容量中枢处理器的任务会受到其他竞争使用该有限容量中枢处理器的任务的干扰。因此，他们认为，易受干扰的特性提供了一个通过实验手段界定哪个过程是意识的方式。例如，对一个刺激的语言和选择一个恰当的输出反应，这两者都可能受到竞争任务的干扰，而(根据这个定义)这两者都是“有意识的过程”。另一方面，同时识别不同的输入刺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平行、自动的方式进行的，彼此之间没有干扰，这种识别是“前意识的”(见图4.3)。

在有限容量中枢处理器的运作与“执行监控程序”(executive monitor programme)—-它有时被用在大型计算装置中，用来有效地将加工资源分配给系统处理的多个同时性任务(Shallice,1972;Bower,1972;Bjork,1975)---之间也会进行比较。例如，比约克(Bjork,1975)勾画了一种人类信息加工模型，其中“一个明确的中央处理器被当作一种控制和管理该系统的执行意识；如果没有这个中央处理器的参与，那么除了输入痕迹的形成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会在该系统中发生"。

如果意识仅仅是一种“中央处理器”或“中央执行系统”,那么，显然它在脑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达尔文的朋友、自然主义者乔治·罗曼斯(George Romanes)在1885年提到，这正是人们期望从演化理论中得到的——因为无论哪种动物，只有它们的身体调节活动超过一定复杂程度时，意识才会出现，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一个强烈暗示的事实吗……无疑，这个重要且普遍的事实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即在这些更复杂的调节性能中，意识或感受力或意志力(the power of willing)是有用的。确实，根据演化原则—-无论如何物质论者都不能无视这个原则如果在整个动物王国中如此宽泛且重要的一类心智能力始终不断地向上发展，但它们对动物却完全没用，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反常的事实……对任何大型或一般规模的完全外来的器官或功能，我们从来没有遇到。当它的存在是最需要的时候，这个一般原则应该失效吗?相比于所有其他存在于它们自身中却无用的功能，最高等动物的最高级器官的最高级功能应该是出类拔萃的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明确地回答：不是。

在复杂任务的执行中，尤其当这些任务是新奇的或者需要灵活性时，意识是必需的或至少是有用的——这种观点在后来的心理学理论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詹姆斯(James,1890)之后，很多心理学家也把意识等同于“焦点注意”(focal attention)或“初级记忆”的内容。例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前意识”加工常常被等同于“前注意”加工，而“有意识的”加工则等同于“聚焦注意”加工(Baars,1991; Mandler,1975,1985,19917; Miller,1962)。詹姆斯(James,1890)、沃夫和诺曼(Waugh and Norman,1965)之后，意识也往往被等同于初级记忆或某些类似短时工作记忆存储。近来，詹姆斯关于"边缘意识"(fringe consciousness)的作用的观点又被曼根(Mangan,1993,2003,2007)重新引入到认知心理学中。詹姆斯强调，注意焦点下的意识材料的意义和价值是由围绕它的相对模糊的感受显示出来的。曼根认为，这些感受以一种高度浓缩的形式提供了关于注意焦点下的意识材料的语境(contextual)信息。例如，当前受关注的材料与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先前材料的拟合优度(goodness-of-fit),可能在意识中显现为一种单纯的“正确”或“错误”的感受。

在认知心理学中，还有很多尝试是为了详细地厘清意识的演化功能。例如，曼德勒(Mandler,1975)写道：

关系工程即使不是专门地也是首要地作用于意识内容。除了选择之外，这些工程包括评估、比较、分组、分类和排序。简言之，实际上所有新的关系排序都要求被排序的事件必须同时出现在意识场中……一旦关系被建立并被储存，那么后续的评估时常是无意识的。

根据曼德勒(Mandler,1975)的看法，这种有意识的运作赋予了很多演化优势。例如：

1.意识使得对与当前环境交互作用方式的隐秘检测得以可能，即考虑复杂的输入一输出的偶发事件—包括有机体先前从未执行过的方式，消除对那些可能带有损害结果的活动的蓄意检测。

2.意识使得重新形成长期计划得以可能-—涉及次级记忆中的信息检索、对这些信息的修改、新计划的存储等等。

3.意识为系统提供一种"故障修复功能"(trouble shooting function),这种功能通常是无意识地执行的，但当它失败时就会成为有意识的。例如，假设一个人在开车时刹车突然失灵，觉知会立即重新定向这个任务，并启动“修复工作”。

总之，曼德勒总结道：

其中很多功能都允许有机体深思熟虑地(reflectively)而不是自动地作出反应，这是一个经常在人类与低等动物之间作出的区分。所有功能使得有机体与环境之间进行的"交易活动"更有适应性。此外，一般来说，意识的功能使得有机体关注环境的最重要的和与物种最相关的方面。

狄克逊(Dixon,1981)以类似的方式将意识等同于“一种行动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感觉流、储存的信息以及需求状态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最终产物被用于精练计划和反应”。按照狄克逊的观点，这种有意识的行动系统会演化为：

从而标识出那些在任何时候对于生存而言都是最重要、并且行动的计划也以之为基础的那些外部场景的特征。意识系统的第二个相关功能是提供一种有机体借此周密考虑自身需求状态的手段，来调节内外需求，并在既定的效应系统的有限容量的情况下建立行动的优先性。

通过将意识定位于脑的“全局工作空间”体系结构中，巴尔斯(Baars,1988)试图整合这些观点。巴尔斯和麦戈文(Baars and McGovern,1996)在回顾意识的认知模型时指出，脑拥有数百种不同类型的无意识专门处理器，例如颜色、线条朝向和面部的特征探测器，它们可以独立或联合行动，从而避开意识的有限容量。这些处理器非常有效，但局限于它们的专门化任务。这些处理器同样可以接收全局信息并通过“发布”信息将它们传输到有限容量的全局工作空间中，全局工作空间的体系结构能够对这些信息作出系统层面的整合和传播。这种通讯允许处理器之间形成新的链接，并且新颖的专家式“结合体”(coalitions)的形成能够解决新的或困难的问题。巴尔斯等人(Baarsetal.,1997)把这种全局工作空间比作“心智社会中的意识剧场”。

这种心智模型的深层要素是由无意识语境(unconscious contexts)提供的，活动就发生在这种无意识语境的“中心舞台”上。

语境(contexts)是专家式处理器的结合体，它提供了心智剧场幕后的导演、编剧和后台人员。它们可以从功能上被定义为意识不到自身却约束了有意识的内容的知识结构，就像编剧决定了演员的台词却不出现在舞台上一样。

语境是由(储存在记忆中的)过去的体验、期望和信念等提供。

正如先前将意识等同于处于"注意焦点”、“工作存储器”、“有限容量的决策通道”等中的信息的理论一样，巴尔斯和麦戈文主张“全局工作空间中的信息等同于意识内容”。据此，他们赋予意识一个心智秩序(economy)中的核心角色，它对应于全局工作空间中的这些功能。在他们的模型中，全局工作空间对于组织新奇、复杂的行为而言是必要的。因此，巴尔斯和麦戈文将很多事情交给意识去做：

1.意识通过将输入与其语境相关联来定义输入，这消除了它在知觉和理解中的模糊性。

2.意识对成功的问题解决和学习是必需的，尤其在涉及新颖性的时候。

3.使一个事件成为有意识的会提高它的“通达优先性”,提高成功适应这一事件的可能性。

4.有意识的目标可以调用子目标和运动系统实现自愿的行为。使选择成为有意识的会有助于调用对达成一个恰当的决策必不可少的知识资源。

5.有意识的内部言语和意象能够让我们反思，并且某种程度上，控制我们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功能活动。

6.在面对不可预知的情况时，意识对作出灵活的反应是不可或缺的。

“总之，意识似乎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适应世界中新奇的、富有挑战的和富含信息的事件的主要方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曼斯(Romanes,1885)得出了一个类似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