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1年1月，World Neurosurgery杂志发表“神经外科多样性”一文，对美国神经外科的多样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如何将人文和医学紧密结合，更有效的调动社会资源来改变公共卫生及社会问题，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摘要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神经外科领域在各个方向发展和扩展。神经外科医生通过科学发现和创新不断突破专业的界限。该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神经外科技术、治疗和新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神经外科从业人员一直保持着与社会人口的同质性。由于基于社会身份和分类（包括性别、种族、能力状况等）的系统性障碍，某些群体的代表性仍然不足。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重点介绍了神经外科领域一些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并记录了这些群体的个人尽管存在结构性障碍和歧视，但在该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成就。我们提供来自基础科学、经济学、商业和其他学科的证据，说明多样性是积极增长和进步的最理性追求的基础。需要多样性来丰富专业并增强其为反映我们社会的异质患者群体服务的能力。为了促进该领域的公平和多样性，需要持续深思熟虑、有组织和系统地努力改变现状并使该领域更具包容性。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多样性、公平、性别、包容性、种族

缩写词：AANS，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ABNS，美国神经外科委员会；BIPOC、黑人、土著、有色人种；COVID-19、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EANS，欧洲神经外科学会协会；WINS，神经外科女性；WFNS，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

介绍

自从神经外科作为一门新专业诞生以来，它在过去一个世纪经历了巨大的发展。¹它的历史充满了先驱，他们在多个方向上使该领域扩展和多样化，利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为神经外科疾病设计创新的解决方案和治疗方法。该领域内出现的广泛的亚专业——从小儿神经外科到神经肿瘤学、功能性神经外科、血管内外科、周围神经外科、创伤学、颅底外科和脊柱外科——反映了神经外科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的巨大多样性。随着背景和身份越来越多样化的个人进入该领域，神经外科劳动力也在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本文中，我们认识到神经外科领域一些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并强调这些群体中尽管存在结构性障碍和歧视但在该领域表现出色的个人。我们展示了来自基础科学、经济学、军事和其他领域的数据，这些数据说明了多样性在促进积极增长和进步方面的普遍和重要作用。最后，我们提供的证据表明，正义和卓越都需要在全系统范围内促进神经外科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神经外科的多样性问题

历史上，手术领域一直由白人构建并由白人主导。神经外科也不例外。从古至今，所有其他性别在神经外科领域的代表性都不足。然而，尽管存在基于性别的障碍，但仍有一些著名人士进入该领域并取得优异成绩。虽然不是神经外科医生 Louise Eisenhardt，但她在照片的中央显示在图^{1 , 2}是一位著名的神经病理学家，她于 1938 年成为哈维库欣协会（现为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 (AANS)）的第一位女主席。她还在1944 年至 1965 年担任《神经外科杂志》的第一任编辑。³世界上第一批女性神经外科医生出现在 1940 年代的欧洲：来自德国的 Alice Rosenstein、来自英国的 Diana Beck 和来自罗马尼亚的 Sophia Ionescu。^{4 , 5}紧随这些女性之后的是土耳其的 Aysima Altinok 和美国的 Ruth Kerr Jacoby，她们分别于 1959 年和 1961 年获得神经外科委员会认证^{1 , 6}。1968 年，印度的 TS Kanaka 成为亚洲第一位女性神经外科医生。⁷ Najia El Abbadi 是非洲第一位女性神经外科医生。自 1990 年以来，她一直担任摩洛哥拉巴特 Ibn Sina 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兼主席。⁸

图1 1932 年在波士顿举行的哈维库欣协会第一次会议的与会者

女性不仅作为领先的科学家和外科医生为神经外科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是性别平等的积极倡导者。在北美，自 1989 年以来，神经外科女性 (WINS) 一直倡导系统地努力促进女性在该领域的招募和留用。⁹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 (WFNS) 神经外科女性委员会动员了一个全球网络，女性神经外科医生进行宣传和赋权。¹⁰欧洲神经外科学会协会 (EANS) 最近成立了一个多样性工作组，由 Silvia Hernandez 牵头，致力于解决欧洲神经外科的性别多样性问题。¹¹随着这些全球努力，女性在该领域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不断增加。2005 年，Karin Muraszko 被任命为密歇根大学神经外科教授兼系主任，成为美国第一位领导神经外科的女性。Shelley D. Timmons 于 2018 年当选为 AANS 主席。Linda Liau (图 2 )，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外科系主任，也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亚裔美国女性，于 2018 年入选美国国家医学院。¹²

图 2 刘琳达博士

黑人、土著、有色人种 (BIPOC) ¹³在神经外科工作人员中的代表性极低。值得承认的是，尽管存在结构性种族主义，但仍有少数人作为神经外科医生取得了成功。1953 年，Clarence S. Greene, Sr. 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委员会 (ABNS) 认证的非裔美国人，Jesse Barber 和 Lloyd Dayes 分别于 1963 年和 1967 年紧随其后。¹⁴1981 年，Alexa Canady (图 3 ) 成为第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神经外科医生，并成功地从事儿科神经外科手术数十年。^{1 , 15}黛博拉·海德 (图 4 ) 是 1985 年第二位获得神经外科委员会认证的非裔美国女性。她还是一位慈善家，致力于改善非裔美国学生的教育机会。¹⁶2018 年，Odette Harris (图 5 ) 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斯坦福大学神经外科教授的黑人女性。¹⁷黑人学术外科医生协会于 1989 年在美国成立，旨在促进非裔美国外科医生的职业发展。¹⁸最近，刑事司法改革医生组织发表了一份由 82 名黑人神经外科医生签署的声明，宣布针对黑人社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国家认可的暴力行为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¹⁹

图 3 Alexa Canady 博士

图 4 黛博拉·海德博士

图 5奥黛特·哈里斯博士

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神经外科医生进一步丰富了这个领域。许多成功的神经外科医生是移民或所谓的地理移植，而不是他们执业国家的本地人。Gazi Yasargil 是世界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他开创了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出生于土耳其。²⁰1994年赴美前，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任教授、神经外科系主任20年。 世界级脑血管神经外科专家，2010年库欣奖获得者Roberto Heros ，出生于古巴，但离开该国流亡美国。²¹巴罗神经学研究所 (Barrow Neurological Institute) 的著名外科医生罗伯特·斯佩茨勒 (Robert Spetzler) 和沃尔克·桑塔格 (Volker Sonntag) 小时候从德国移民到美国。^{22 , 23 , 24}Neurosurgery现任主编 Nelson Oyesiku来自尼日利亚。²⁵Alfredo Quinones-Hinojosa 从穿越墨西哥-美国边境在农场工作到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神经外科和肿瘤学教授以及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梅奥诊所的神经外科主任。²⁶神经外科领域其他著名的地理移植包括 Jacques Morcos（黎巴嫩）、Raymond Sawaya（叙利亚、黎巴嫩）、Ossama Al-Mefty（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等。也许这些人的巨大成功反映了他们作为移民的生活经历所建立的韧性、力量和适应性。

在医学中，尤其是在外科学等技术学科中，不常讨论的多样性领域之一是这些职业中个人的能力状况。在外科培训的文化和系统中构建的严格技术标准可以限制具有某些残疾的个人进行手术。Karin Muraszko 是极少数有残疾记录的执业神经外科医生之一。她患有脊柱裂，是美国第一位完成身体残疾训练的神经外科住院医师。²⁷自 2005 年以来，她一直担任密歇根大学神经外科系教授兼系主任，也是美国第一位女性神经外科系主任。²⁸Muraszko 的成就提醒我们，有了培训和机构支持的机会，残疾人完全有能力成为具有出色技术和临床技能的优秀神经外科医生。用她的话来说，“……他们认为我有能力而不是残疾的能力已经渗透到我的生活中。我没有强调我不能做什么，而是鼓励我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²⁸残疾并不少见；>5700 万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 20%）目前身患残疾。然而，估计只有 2% 的执业医师有残疾，这使得他们成为医学中代表性最弱的群体之一。²⁹医生最常在完成培训后获得残疾。缺乏政策和结构来满足残疾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在专业实践中的需求，并保护他们免受耻辱和歧视。

历史上该领域代表性不足的神经外科医生的成功故事值得强调，这不仅是为了庆祝他们的开创性成就，也是为了承认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必须克服的系统性障碍和歧视。这些群体在神经外科领域的代表为来自相似背景的其他人铺平了道路，并激发了该领域内关于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的新对话。神经外科劳动力的巨大多样性差距仍然存在。某些性别和种族群体的神经外科医生人数仍然很少。在美国，女性每年占医学毕业班的一半以上，但只有 6% 的 ABNS 认证执业神经外科医生是女性。³⁰在美国，不到 4% 的神经外科医生是黑人/非裔美国人。³¹性别和种族的交叉导致更复杂的不平等形式。有 33 名神经外科医生是非裔美国人和女性，占美国神经外科劳动力的 0.6%。³¹全球情况似乎相似。^{32 , 33 , 34}其他各种性别认同的神经外科医生和有残疾的神经外科医生在该领域的代表人数很少，以至于有关这些群体的统计数据未知。

结构性种族主义、隐性偏见和其他系统性不平等形成了“漏水管道”，阻碍了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中个人在其神经外科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的进步。所有学术医学都存在基于性别和种族的显着薪酬差距；神经外科也不例外。^{30 , 35 , 36 , 37 , 38}隐性偏见使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在学术晋升、领导职位聘用、评估和机构研究支持方面处于不利地位。^{39 , 40 , 41}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和歧视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往往得不到解决。⁴²社会经济多样性差距在美国也依然存在，大多数医学生仍然来自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⁴³由于神经外科从业人员在历史上一直是同质的，其政策、实践和文化规范主要由特定的主导群体形成并面向特定的主导群体。^{44 , 45}众所周知，这段历史对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产生了边缘化影响。为了促进该领域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需要持续深思熟虑、有组织和系统地努力改变现状并使该领域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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