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以成教授（1908.2.13-1974.9.21），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人、开创者和领袖，我国首个神经外科建立者、第一家神经外科基础研究机构的创办者、第一届脑系外科研修班组办者。历任天津市立总医院（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脑系科主任、北京同仁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北京宣武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及院长、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成立于北京宣武医院，后转至北京天坛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被誉为“中国神经外科之父”。
赵以成教授是中国神经外科开篇史上必须提及的医学巨匠，他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也亲手塑造了新中国时代的神经外科。从天津市立总医院脑系科的建立，到第一届脑系外科进修班和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的落成，赵以成教授尽显“德高为宗师，艺精为巨匠”的风范，培育出王忠诚院士、薛庆澄教授、赵雅度教授等一众神经外科骨干，为中国神经外科扬起了第一叶风帆，也为后世神经外科同道勾画出了壮阔的发展蓝图。
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在赵以成教授诞辰115周年之际，让我们回溯赵以成教授与中国神经外科的成长历程，知史明智以致远，继往开来筑华章。
赵以成教授，1908年2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溪县，1927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医科班，次年转入北京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班，1929年以优异成绩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于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38年，赵以成教授获洛克菲勒奖学金并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深造，于1940年返回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43年迁居天津，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1952年，赵以成教授调入天津市立总医院（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并成立新中国第一个脑系科，任科主任，同年着手筹办全国第一个神经外科高级研修班；1955年兼任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外科教授及北京同仁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1958年，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迁入北京宣武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次年任该院神经外科主任，1960年组办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学研究机构——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任所长，并任宣武医院院长。
曾担任《中华神经病学杂志》、《中华神经外科学杂志》、《中华精神病学杂志》的编委，编写及出版了《神经内外科手册》、《急性颅脑损伤诊断及治疗》等大量外科教材和50余篇学术文章，历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外科学会和国际神经外科学会会员、天津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追认其为“模范总医院人”，中国神经外科协会誉其为“中国神经外科之父”。1978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为缅怀赵以成教授在神经外科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创办“白求恩-赵友谊金”，将其称为“中国神经外科创始人”。
奋楫笃行 筑梦医学
“芗城”漳州，海滨邹鲁，白浪茫茫孕育了闽南的鱼米花果和风土人情，也灌溉了赵以成教授的医学之梦。
赵以成教授的父亲本是一名矿工，因意外不幸失聪后以编售斗笠为营生，母亲是一位传统的家庭女性，拥有着勤俭持家的美好品德。父母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对子女的教育却是慎重其事，而这也是赵以成教授在学业中茁壮成长的雨露甘霖。幼时，他就读于离家不远的华英小学，14岁考入厦门寻源书院，成绩一直保持在优异的水平。
1926年，18岁的赵以成教授考入当时福建省唯一一所医科学校（专业）——福建协和大学医科班，筑梦医学。次年，赵以成教授转入北京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班开始为期两年的学习，于1929年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期间对外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毕业后，赵以成教授留在北京协和医院（推荐阅读：《北京协和医院对中国神经外科起步的重要贡献》）工作，先是担任普通外科住院医师及助教，后又在各科轮转担任住院医师。“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赵以成教授在此期间亲身实践并掌握了多类外科手术，不断汲取知识、总结经验，著有颅内并发症、颅骨骨折、肠道狭窄及吻合术等领域的相关学术文章。凭借着出色而纯熟的外科技术，赵以成教授在就职两年后被评为神经外科研究员，并成为了神经外科方向的住院医师，进一步接受了神经病学、神经精神病学、神经病理学等全方位的神经科培训。漫漫医学路，赵以成教授梦归神经外科。
奔赴山海 逐梦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
1938年，赵以成教授荣获洛克菲勒奖学金，同年12月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MNI）深造，师从于早期脑外科实践先驱、加拿大最顶级的神经外科医生之一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G. Penfield, 1891-1976）教授（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致敬蒙特利尔神经研究所（MNI）的创办人Penfield》）。
赵以成教授（右）与潘菲尔德教授（左）一同滑雪
从学富五车的魅力和外科技艺的精湛，到热情洋溢的教学与真诚友善的品格，潘菲尔德教授从各方各面对远赴重洋的赵以成教授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不仅视年轻的赵以成教授为研究所和自己家庭的一员，还倾心传授经验，热心分享生活。
1939年，赵以成教授、来自美国的汉弗莱斯（Storer Humphreys）以及潘菲尔德教授研究出了一种可用于开颅术后或脑外伤后脑组织与脑膜粘连预防的特制胎膜，并将相关结果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Chao YC, Humphreys S, Penfield W. A New Method of preventing Adhesions. The Use of Amnioplastin after Craniotomy. Br Med J. 1940 Mar 30;1(4134):517-538.1. doi: 10.1136/bmj.1.4134.517. PMID: 20783023; PMCID: PMC2176801.】上。这项技术让赵以成教授在全球的神经外科舞台上一展身手，也在日后被赵以成教授引入国内并应用推广。
赵以成教授与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研究所的同事们（1939）
学业结束后，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院向赵以成教授颁发了研究员证书。1940年，赵以成教授启程回国，沿途拜访参观了8家美国的神经外科中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赵以成教授在大西洋彼岸的研修之行，不枉每一个前进的脚步，积极了解神经外科发展动态，触碰世界医学最前沿。
“起死济贫”援百姓 归来仍是中华医
赵以成教授学成归国后，继续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被日寇占领，“一片冰心玉壶”的赵以成教授不甘委身于他国统治的医院，走上了独自租屋、开业行医的道路。
“起死济贫”一直是赵以成教授的座右铭。在独立成业时，每有老弱贫民就医，赵以成教授便会为他们免费的照顾。1943年，赵以成教授携眷迁居天津，开办私人诊所，继续其医学事业。
赵以成教授天津旧居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与挑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背负使命，奔赴战场，而赵以成教授作为一名医生，也以自己的方式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为披荆斩棘的伤兵们提供医疗服务。冰天雪地，炮火连天，“抗美援朝精神”在弹片纷飞中凝聚、升华，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史诗；家国一体，休戚同之，赵以成教授在这场尽显刚毅的战役中默默地展现着中华儿女另一面的关爱与柔软，以一颗火红而炽热的医者之心，救死扶伤，忘我奉献。
赵以成教授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的纪念章（左）和袖章（右）
创脑系科 办进修班 开辟华夏神外新天地
1949年以前，我国的神经外科事业宛如一块未琢之玉，尚无过多雕饰。解放前20年间，赵以成教授曾就职的北京协和医院仅做过约60台脑外科手术；放眼全国，从事脑外科事业的医生也是屈指可数。
1952年，定居天津的赵以成教授应国家卫生部的委托，调入天津市立总医院（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并在此成立了包含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的脑系科，任主任，借此开展神经外科工作，培养神经外科人才——这是中国第一个独立的神经科系部门。如赵以成教授所言，此举“在国内尚属首创”。当时，科室拥有床位60张，十几张用于收治神经内科患者，其余均为神经外科患者之用，并购置进口手术器械和头颅X线机等设备。科室治疗条件不断改善，赵以成教授的医术也深入人心，因此仅在开科两年间，科室就收治了神经外科患者788例，包括颅脑损伤者166例以及三叉神经痛、脊髓疾患等各类神经外科病症的患者。
天津医学院总医院脑系科建科合影（1953）
前排左起：罗珠泉、邓琳、王忠诚、赵以成、苏瑛、陈世骏；后排左起：薛庆澄、李光、方都
脑系科成立的第二年，1953年2月25日，赵以成教授受国家卫生部的直接委托，在天津组织了全国第一个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班（“全国第一届脑系外科进修班”），抽调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医师参加培训，包括戈治理教授、韩哲生教授、易声禹教授、李秉权教授、蒋先惠教授、侯金镐教授、曹美鸿教授等23位，薛庆澄教授和王忠诚教授协助赵以成教授做了教学准备，另有冯传宜教授、段国升教授、蔡纪辕教授、刘明铎教授等4人旁听或参观学习。
进修班初问世时，教学条件十分艰苦，部分教材由主讲人使用英文口述，再翻译成中文，用蜡版刻成教材以供学员参考。然而，为了培育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专科人才，教师们倾心传授经验，学员们刻苦求进，彼此以诚相待，心怀中国神经外科的未来。无论哪一类课程，医师们都将进行基础及临床的学习，然后进入病房实习临床工作，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
学成后的学员们奔赴四方开展神经外科事业，部分学员逐渐成长为所在地区的神经外科学术带头人，为神经外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忆及进修班往事，学员们无一不对赵以成教授“化作春泥更护花”般的教育精神充满着感激与敬佩之情。
赵以成教授（前排左一）与第一期进修班中短期班的结业典礼合影
第一期神经外科高级进修班在天津的成功举办可谓旗开得胜，为全国神经外科的建设打下了可靠而坚实的基础。后来，国家卫生部继续委托赵以成教授在北京和天津两地陆续开展多期进修班，不断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神经外科新秀，让我国的神经外科人才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神经外科事业也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高屋建瓴 拓神经外科研究之路
1954年10月，国家卫生部邀请原苏联基辅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拥有丰富神经外科临床及研究经验的阿鲁秋诺夫教授来华指导，其间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设立神经外科并对医师进行培训，赵以成教授受邀负责教学；这个“神经外科”起初只是外科部门的一个专业组，尚无专设的床位，直到1955年2月科室迁至北京同仁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新址后，病区建设才有所进展。
1955年7月，阿鲁秋诺夫教授启程回国。赵以成教授表示，“在阿教授的指导和积极帮助下，应用苏联先进教学方法，以一生的经验毫无保留鼓励青年医生能比老师好而继承此项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阿鲁秋诺夫教授回国前建议在北京设立脑系科研机构，而这恰恰也是对神经外科鞠躬尽瘁的赵以成教授的夙愿。为此，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一情况连同专家建议报告一同提交至国务院并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和批准。
1955年苏联专家阿鲁秋诺夫、赵以成教授和学员的合影（第一排左起：王忠诚、张同和、阿鲁秋诺夫、赵以成、蒋大介；第二排左起：俞少华、詹名抒、蔡振通、陈炳桓、赵雅度、陈裕信、杨德泰）
建设脑系科研机构的想法获批后，赵以成教授受聘到北京开始展开筹建工作，并负责从各大医院招收外科医生进行专业培训。自此，赵以成教授开始了他往返于京津两地的奔波与忙碌生活。赵以成教授的夫人、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汪培娲对此表示全力支持，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专业，投身相助，鼓励赵以成教授建设中国的神经外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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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北京宣武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开院，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迁至宣武医院，病床增加，并成为了重点科室，赵以成任科室主任，次年任宣武医院院长。1959年，赵以成教授将神经外科研修班的模式推广至宣武医院，每年在此举办一期针对全国范围的神经外科医师进修班和神经放射医师进修班，先后培养了上百名神经外科和神经放射专业骨干。
为了加快学科建设，推动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的进展，在赵以成教授的倡议下，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成立于北京宣武医院，后转至北京天坛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于1960年3月成立，下设细胞培养、神经病理、神经生化、电生理实验室，还附有神经耳科、神经眼科及神经放射科，由赵以成教授任第一任所长。
此外，在赵以成教授的领导下，该研究所于1962年进一步按照脑瘤、小儿神经外科、脑外伤/脑血管病及癫痫、脊髓/疼痛的方向将临床工作细分成四个专业组，高屋建瓴，更有利于神经外科的技术专业化。当时正是宣武医院成立不久，赵以成教授的学生们对于区分专业组这一想法表示不解，认为神经外科涉及面不广，且中国在这一领域才刚刚入门，细分专业可能会把路走窄。然而，随着神经外科的普及，患者的病种不断增加，诊治这一关键性问题真正迫在眉睫，至此，大家才逐渐明白赵以成教授提出的区分专业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赵以成教授（前排左五）与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成员合影
在“所科一体”的背景下，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和宣武神经外科共同完成了许多国内领先的研究工作，包括脑胶质瘤株G422的建立、脑水肿模型的建立、大脑半球切除术、颅内动脉瘤开颅夹闭手术、颞叶癫痫手术、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外伤性颅内多发血肿的诊治等，并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脑水肿》等专业的神经外科书籍。
“所”为基础研究，“科”为临床工作，在赵以成教授的指导下，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的建立实现了神经外科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推动了我国神经外科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相辅相成的正向发展，就此打开中国神经外科的时代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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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北斗 硕果累累
赵以成教授从事神经外科近40年，其技术之精湛、态度之谦虚、学识之渊博早已深入人心，为学科树立了良好的标杆。在颅脑创伤、脑肿瘤、脑脓肿、脑寄生虫、脑血管病、周围神经损伤、顽固性疼痛等研究和实践中，赵以成教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约50篇，并编写了《神经内外科手册》、《急性颅脑损伤诊断及治疗》等大量教材，为神经外科提供了颇具价值的临床指导，为同道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科宝藏。
赵以成教授主编《神经内外科手册》
颅内肿瘤
1956年，赵以成教授发表了题为“颅内肿瘤200例临床分析”的论文，是当时国内纳入病例数最多的颅内肿瘤文章，讨论了各类肿瘤的特点和治疗状况；1961年，赵以成教授进一步总结了1074例颅内肿瘤的临床经验，对垂体腺瘤、黑色素瘤等瘤种进行了临床表现、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阐述，为颅内肿瘤手术方法的改进和预后评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颅脑外伤
20世纪50年代初期，赵以成教授结合自身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的经验，撰写了脑部枪伤、头部损伤、灼性神经痛相关的文章，先后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外科杂志》，推动了颅脑外伤诊治的普及与发展。到了1960年，在赵以成教授的倡议下，北京宣武医院成功召开了“颅脑外伤会议”，参会者包括史玉泉教授、朱祯卿教授、许英魁教授、陈学诗教授等神经外科及内科的知名专家，上百位神经外科同道参会研讨该领域的论文报告，观摩手术演示，交流学术见解，盛况空前。同年，赵以成教授的《急性颅脑损伤的诊断和治疗》在京出版，此书的问世也成为了神经外科后辈的重要参考。
1963年，赵以成教授主导总结了京津两院共4070例颅脑外伤的临床经验，这是当时颅脑外伤研究方面纳入病例数量最多的分析，重点总结了外力致脑损伤的机制、血肿规律以及诊治进展策略等；通过这一总结性分析最终产出了4篇论文，其中提出的“抢救一条龙（绿色通道）、血肿定位……”等观点仍然适用于当今的医疗理念，颇具前瞻意义，大大推动了颅脑外伤诊治工作的进步。
脑脓肿
早在20世纪30年代，赵以成教授就对脑脓肿进行过研究；到了50年代，他陆续在《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中华外科杂志》、《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以及《天津医药杂志》发表了脑脓肿相关的文章，总结了这一病症的临床经验，并提出系统的治疗方法，同时在脑脓肿的疗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脑寄生虫病及脑血管病
上个世纪50年代，赵以成教授曾发表过“脑肺吸虫病”、“脑囊虫病”等文章，对脑寄生虫病的发病机制、治疗措施及预防等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和见解。同一时期，他还在《中华外科杂志》上首次发表了脑出血外科治疗相关的文章，为日后的脑血管外科发展铺平了道路。
赵以成教授使用过的神经科器械
赵以成教授在神经外科取得的丰硕成果并非短短几行文字就能概括的，但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教材专著，皆是赵以成教授在科研与学术方面的不凡思考的体现，这样入时、入世的眼界与学识，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而是会随着我国神经外科实践的积累，不断呈现出无量的价值。
海纳百川展风貌 搭建中外学科桥梁
职业生涯早期的海外访学，令赵以成教授拥有着国际化视野以及与世界接轨的雄心壮志，并让他深知汲取先进经验的重要性，积极与海外专家倾心交流，以诚相待，不断学习和引入世界级的医疗技术和学术理念。
赵以成教授参加美国World’s Pain国际展览会（1939）
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期间，赵以成教授曾接待过来自澳大利亚的神经外科医生Saunderland和Bradley，此二人分别对脑疝和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和研究拥有着丰富的经验。凭借着自己的渊博学识，赵以成教授与两位国际上的专家展开了全面而详实的探讨，获得了对方的钦佩与赞赏，也为中国神经外科医师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此外，因在《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与精神病学杂志》（JNNP）上发表脑脓肿相关文章而闻名的巴基斯坦专家Jooma也曾到访中国，亦由赵以成教授负责接待，其沉稳、和善的形象展现了中国一派学者的风度，而他在神经外科方面的造诣也让Jooma对于我国的神经外科事业大加赞扬。
1955年苏联专家阿鲁秋诺夫教授来访期间，赵以成教授身着深灰色中山装，与阿鲁秋诺夫教授和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交谈甚欢。据赵以成教授的学生赵雅度回忆，阿鲁秋诺夫问起赵以成教授的年龄，“赵老师回答说：‘46岁了’。专家笑道：‘我还年长你4岁呢！’”这样融洽的交流气氛为后来苏联专家指导我国神经外科建设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增加了我国发展神经外科的信心。待苏联专家启程回国之时，阿鲁秋诺夫教授经过长期的考察和访问，坦诚地称赞了赵以成教授的学术成就和中国神经外科的长足进步。
赵以成教授与潘菲尔德教授一同观看病理切片
1962年，毛泽东主席委托赵以成教授邀请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外科研究所的导师、白求恩的老朋友潘菲尔德教授及其夫人访华，参观国庆庆典，并了解京津沪地区神经外科的建设成果。在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中，潘菲尔德教授屡屡称赞赵以成教授归国后所获得的成就，称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流芳百世 桃李不言自成蹊
真诚笃实，遵从内心，以身作则，万世师表——这是赵以成教授一生的真实写照。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赵以成教授的学生曾感言，每逢查房，赵以成教授必亲自询问病情，对神经系统的检查也细致入微，考虑周全，认为“不详细了解病情，不认真查体，是做不出正确诊断的”，对看X线片及脑造影片，赵以成教授则要求“参与手术医生共同阅片，结合临床表现做出一致的诊断，并制定手术方案”。在赵以成教授的带领和培养下，王忠诚院士（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深切缅怀王忠诚院士》）、薛庆澄教授（推荐阅读：《【中国神外百年百科百人巡礼】薛庆澄教授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赵雅度教授等人迅速成长为中国神经外科骨干，延续着赵以成教授坚守医道的初心和使命。
赵以成教授（右三）在北京宣武医院查房时与大家讨论颅脑X光片
他谦虚好学，技术精湛。赵以成教授在神经外科诊治上无疑是经验丰富的，但对于疑难病例而言，却从不轻易做出结论，而是实事求是，虚心求教。他曾数次邀请神经科魏毓麟教授、耳鼻喉科徐荫祥教授等专家进行会诊，尽显求真务实精神，也前瞻性地展现出了现今多学科讨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他热心关爱，造福患者。赵以成教授在临床医疗工作中，亲临指导每一位危及患者的救治，为病人脱险。“手术不要只顾切除病变部位，应考虑手术后果，不应给病人增添生活上的不变，造成痛苦”，这是赵以成教授常常对下级医生的教诲，也是他心怀患者、关爱至上的赤诚体现。
他鞠躬尽瘁，忘情神外。1970年，赵以成教授确诊直肠癌，但即使身患重病，他仍然不忘学科建设，毫不提及自己对抗疾病的痛苦与煎熬，将自身的痛苦置之度外。周恩来总理对于赵以成教授的病情十分关切，为其安排了手术治疗；然癌症无情，术后不久，赵以成教授的肿瘤却被发现转移。尽管如此，赵以成教授仍坚守岗位，刚从结肠造瘘术中恢复出院，便走进手术室为一名农村女孩进行脑肿瘤切除手术。对他而言，从癌症患者到肿瘤医生的角色转变，承载着自己生命的重量。
1974年，赵以成教授病危，但他心之所想却是其着手编著的《神经外科学》能否问世，神经外科的未来发展究竟如何。曾与赵以成教授一同负责第一届脑系外科进修班的前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教授曾坦言：“当我去拜访赵教授的时候，即使在他即将不省人事的几天里，也很少谈及自己的病情和子女，更多是谈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与人员培训。这与我们这些普通人相比，有多么大的不同啊！”
1974年9月21日，赵以成教授与世长辞，举界悲痛。四年后，时任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的维拉姆·费德尔（William Feindel）教授为了缅怀赵以成教授，特创办“白求恩-赵友谊金”以表纪念，并称他为“中国神经外科创始人”。这项友谊金的第一位获得者，恰是赵以成教授的长子、神经外科医生赵克明。
“要把神经外科之花开遍全国”，是赵以成教授在弥留之际也不能忘怀的理想和信念。现如今，无论微观赵以成教授曾经任职的北京协和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还是放眼整个中国神经外科，皆呈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盛景。这样一派繁荣的景象，或许是我们在赵以成教授115周年诞辰之际对他最好的铭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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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于涵秋.赵以成 创业维艰,奋斗以成[J].中国卫生人才,2019,No.249(01):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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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Zhao KM, Zhao YD. Yi-Cheng Zhao: a founder of neurosurgery in China. Neurosurgery. 1997;41(1):259-262. doi:10.1097/00006123-199707000-00043
10. 《倒计时三十天|第七届世界华人神经外科学术大会纪念专刊：中国神经外科创始人赵以成教授（附赵雅度教授:中国神经外科发展简史）》. 神外资讯公众号
11. 《怀念 |【百年和平 家国情怀】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我的父亲赵以成》. 天津滨海广播·文明和平
12. 《【科学向日葵】在线课堂 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赵以成》. 天津科学技术馆公众号
13. 百度百科网站：赵以成
14. 全球百科网站：赵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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