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月20日，161年前的今天，一位来自美国的埃及古物学者艾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1822-1906）在埃及中南部城市卢克索（Luxor）慧眼识珠，出价购买了一份写满黑色和红色手迹的文稿，偶然间将“世界上最古老的外科论文”收入囊中，成为其已知的第一位持有者。因此，这份来自距今超过3700年前的珍贵医学史料便由艾德温·史密斯的名字来命名——被称为“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Edwin Smith Papyrus）”。

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是什么？这是一份撰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古埃及医学论文，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医学文献，揭示了古埃及文明中所蕴藏的医学宝藏。它对神经外科颅脑创伤的教学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描述颅脑创伤治疗的第一篇论文，首次描述了大脑、硬脑膜、脊髓和脑脊液等，载有降低颅内高压的开颅手术记录，从某种意义上展现了复杂的大脑解剖学知识。就连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大脑（Brain）”一词，也首次以文字记载的方式出现在这份珍贵的医学手迹当中。

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长约4.68米，宽约32厘米，原先的完整版（该文稿有缺失）可能长达5米。文稿包含了48个病例，每个病例都有“标题（title）”、“检查（examination）”和“治疗（treatment）”三个部分，时而带有附加注释。在其第一位拥有者艾德温·史密斯去世后，他的女儿将这份文稿赠予美国纽约历史学会（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1920年，美国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创始人James H. Breasted（1865-1935）受邀对纸草文稿中的内容进行翻译，并于1930年通过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发表英译本。后来，纽约历史学会的大量埃及文物被博物馆收购，但当时双方的负责人却决定将纸草文稿归属于纽约医学院（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因此，自1948年12月以来，这份文稿便一直珍藏于纽约医学院。

自Breasted发表译本后的几十年间，古埃及象形文字在语法和词汇层面的翻译研究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因此也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Breasted译本修订版和新版译本，对原译本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细化和阐明，其中包括1966-1999年间德国古物学家Wolfhart Westendorf发表的系列研究、1995年译者Thierry Bardinet发表的作品以及2006年James Allen创作的版本。

“医学检查”是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当时评估损伤的唯一方法。根据文稿，重要的颅脑创伤检查包括触诊、眼球充血判断、鼻孔/耳部出血判断、颈椎僵直判断以及其他神经科和常规检查，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适当增加检查程序。这些检查形成了一种模块化结构系统，让古埃及的医生能够进行下一步诊断操作。

48个病例涉及的解剖学部位

具体而言，文稿对颅脑创伤的伤口形态进行了描述，并附加相关的肿胀信息，同时提及伤口的深度比形态更加重要，并对头皮处伤口和影响颅骨的伤口进行了区分。此外，根据文稿，触诊能够帮助古埃及的医生区分不同的颅骨骨折类型。其中一个病例涉及到创伤深部结构，这是对硬脑膜破裂和“某种物质渗出”（学者尚无法确定其指代的是脑脊液还是脑肿胀）的首次描述；创伤深部结构被描述为如同熔化的铜所形成的波纹，大脑受损相当于这种“熔化的铜”，通过破裂的硬脑膜和颅骨骨折到达创伤所在的深部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文稿的作者发现并描述了大脑组织的搏动，并检查了其他可能表明严重颅脑创伤的症状，还确定了颞骨骨折与单/双侧眼部流血的关联性。

此外，纸草文稿的病例强调了医学定量测量的重要性，认为医生应“对心跳进行测量，因为其搏动会呈现于每一条血管之中”。与感染相关的症状也在文稿中得到描述，这可能是颅脑创伤所伴随的机体反应。有趣的是，其中一个病例患者因伤发热伴随出汗、面红，面部呈哭泣样，头有异味；有些学者称这段文字是破伤风感染的首次描述，但也有人认为这一表现存在脑脓肿的可能。

诊断是临床检查的一种归纳总结，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按照损伤的解剖位置对病例进行了清晰的排序，并按照创伤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文稿中，颅脑创伤的病例多种多样，包括严重的头部损伤伴复合移位性凹陷颅骨骨折、粉碎凹陷性颅骨骨折合并硬脑膜撕裂、复合性颅骨骨折合并感染等情况，并对部分病例提出了颈部损伤、癫痫等其他病症的可能性。此外，文中与神经外科相关的内容还包括对颞-颧区损伤的描述，但均未提供关于受伤侧（如优势或非优势半球）的信息。

由于古埃及时期的医学消毒原则尚未建立，患上脑膜炎对于开放性颅脑创伤患者而言似乎是一件或早或晚的事，纸草文稿对此种并发症的诊断也有所提及。然而，脊柱创伤相关的内容似乎在文稿中有所缺失，虽然文稿的作者观察到了外伤性截瘫导致出现脊柱创伤相关的症状，但文中似乎未曾提及脊柱创伤这一话题。对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此类患者的急性出血创伤无法得到医疗护理，临床检查也无法发现颅内出血等情况。

通过前一阶段的复杂临床检查程序以及当时医生们的观察能力，颅脑创伤得以进行分级诊断，浅表创伤和影响颅骨或硬脑膜的创伤也被进行区分，硬脑膜的完整度与预后的相关性也被医生们所认识，这从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现代的颅脑创伤分类。有趣的是，几乎所有重度损伤病例中皆描述了颅骨骨折的病征；虽然古埃及人在文稿中仍无法将这些临床表现与解剖结构相结合，但他们似乎确定了其与预后的关联。此外，基于临床检查所得出的临床医学分类（如伤口形态学）也与今天的方法相似。

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提到了3种颅脑损伤的管理方案——“这是我将治疗的疾病”（This is an ailment which I will treat）、“这是我可以接受的疾病”（This is an ailment with which I will content）以及“这是不可治疗的疾病”（This is an ailment not to be treated），揭示了古埃及医师对治疗可能性和患者结局预测的广泛了解，也不禁令人想起现如今的急诊分诊制度。

可治疗损伤包括未穿透颅骨的创伤以及合并颅骨局限性穿孔、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或脑膜炎致假性脑膜炎的创伤等情况。然而，对于伴有移位和假性脑膜炎表现的非凹陷性颅骨骨折、颅底骨折等损伤，文稿似乎无法确定其治疗的成功性如何。此外，开放性颅脑创伤并未被归类于“不可治疗”一项；在古埃及，卒中、严重感染（如破伤风感染或脓肿）以及更加严重的损伤才被认定是无法治疗的疾病。

“大脑（Brain）”的象形文字

除此之外，纸草文稿同时还揭示了古埃及人对于颅脑创伤的治疗原则。医生通常在第一天采用新鲜肉类处理伤口，后续改用油脂、蜂蜜或棉绒；开裂伤口通常采用亚麻布条进行包扎，而颅骨骨折相关的创伤则不做包扎处理。开放性颅脑损伤并无缝合相关的描述，且多个病例的患者伴随着颅内压升高（ICP）的风险。

在一些重度损伤病例中，患者需要保持直立坐位；人们对于古埃及医生是否真的了解其病理生理学机制尚不清楚，但这些医生似乎观察到保持直立坐姿可以改善患者的状况，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为了防止厌氧菌感染。文稿中并未提及颅骨钻孔，因此这一现代常用的治疗方法在古埃及时期的流行程度有待考究。

文稿病例中导致颅脑创伤的古埃及武器

探秘数千年前的古埃及医学文明，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惊人地展现了当时外科医生对多种颅脑创伤情况的首次描述、预后的重要临床体征及其熟悉的生理基础知识。尽管现代学者对这份手稿的部分翻译和解读仍困于古老的混沌之中，但透过文字不难发现，古埃及时期的外科医生在检查、诊断和治疗中的思考仍是现代颅脑创伤评估的重要因素。虽然远古的治疗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却为现代神经外科医学播下了长青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