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14日，86年前的今天，美国知名医生和科学家、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神经病学系首任主任Walter J. Freeman II（1895-1972）对葡萄牙神经科医生、脑血管造影术先驱Egas Moniz（1814-1955）的前额叶脑白质切断术（leucotomy，推荐阅读：《神外历史上的今天｜不世之材Egas Moniz与脑白质切除术的渊源》）进行了改良，与神经外科搭档James W. Watts（1904-1994）合作完成了史上首例前额叶切断术，并将此类手术重新命名为“脑叶切断术（lobotomy）”。

在事业巅峰时期，Freeman是精神疾病外科治疗的不懈倡导者，他在采访中展现出的迷人个性和手术方面的技术展示，让他赢得了众多人气。Freeman在脑叶切断术和精神外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概念流行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的活力和雄心也让美国各地的精神病院迅速引入和实践脑叶切断术，然而他的治疗方法却饱含着挥之不散的争议与批判。对于曾经红极一时的脑叶切断术，其究竟是精神疾病治疗的昙花一现，还是医学发展致胜的一步险棋？让我们一同往下进行回顾，在回顾中思考并进。

一直以来，很多精神病患者常常因认知和行为异常危及自身和他人，所以人们不断积极地寻找治疗精神疾病的良方。1888年，瑞士精神病医生Gottlieb Burckhardt（1836-1907）试图通过切除大脑皮质来治疗严重的躁狂症。虽然这是世界上第一例精神外科手术，但Burckhardt得到的不是褒奖和赞赏，而是强烈的批评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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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众多前额叶皮层相关的研究获得了惊人的进展与发现。在这样的背景下，Egas Moniz推测，切断前额叶对于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具有一定的治疗潜力。因此，他决定在人体上进行尝试。1936年3月，Moniz及其同事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并报告了20名因严重情绪问题接受手术的病例系列。Moniz在手术结果报告中提到，35%的患者获得精神障碍的完全缓解；35%从脑白质切断术中获益，但未获得完全缓解；30%没有改善。此外，Moniz发现在此类手术中注入溶解类物质破坏神经纤维会影响其他脑区，因此他专门设计了一种“脑白质切断器（leucotome）”，从而切断前额叶及其他脑区联系的神经纤维，这类手术后来也因此被称为“脑白质切断术”（leucotomy）。Moniz的脑白质切断术展现出了精神疾病外科治疗的革命性潜力，而他也因此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左：Egas Moniz（1814-1955）；右：脑白质切断术器械

与此同时，Freeman及其同事Watts一直与Moniz保持着密切的通讯往来，因此深受这位精神外科先驱的影响。在Moniz完成第一次脑白质切断术后2个月的一封信中，Freeman对他写道：“我特别欣赏你最近在额叶手术减少精神疾病症状方面的工作。我将对我的一些病例推荐这项手术试验。”对此，Moniz表现得十分亲切友好，称其感到“非常满足”。因此，Moniz还将脑白质切断器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寄给Freeman，并附上了一本自己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上面写着“致华盛顿Walter Freeman博士，来自Egas Moniz最亲切的问候”。

1936年9月14日，在Moniz的支持与鼓励下，站在“巨人”肩膀上的Freeman及神经外科搭档Watts进行了史上第一例前额叶切断术，患者是一位确诊焦虑抑郁症的女性。从这一场开创性手术，到后来进行的一系列类似手术，Freeman和Watts一直是搭档，Watts提供神经外科的专业支持，Freeman负责把控手术速度和进度，两人共同献出了自己的解剖学知识和见解。在这场手术中，两位医生在建立无菌区后标出了额叶上方颅骨两侧的两个钻孔位置进行钻孔，并使用自持式牵开器止血，再借助改良版Moniz脑白质切断器移除了前额叶皮层和丘脑之间的白质纤维束核心部分。尽管患者在手术后程有一条血管被划破，但总体的生命体征仍然保持较好状态。大约1小时，手术便得以完成。

作为精神外科进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患者的情绪也经历着跌宕起伏。手术前，她一直试图撤回自己的同意书，因为她不愿意剃头，直到手术当天仍在挣扎徘徊。而在手术后，这名患者表示自己非常“高兴”，也不再介意Freeman剃了她的头发。术后6天，患者经历了短暂的语言困难、方向感不佳和情绪焦虑，但Freeman认为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

术后两个月，Freeman开始将这一手术描述为“脑叶切断术”（lobotomy），而不是原来Moniz所谓的“脑白质切断术”（leucotomy），这一新术语强调了此类手术局限于额叶并涉及灰质和白质的切断。到1942年，Freeman和Watts已经进行了大约200例脑叶切断术，并发表了他们的第一个主要病例系列报告。其中显示，63%的患者在术后获得改善，23%的患者没有变化，14%的患者有严重术后缺陷或死亡。此后，脑叶切断术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华盛顿明星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的科学作家曾称“脑叶切断术可能是这一代人最伟大的外科创新之一”，《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也曾高度赞扬Freeman的成就，认为“一个曾经似乎充满着痛苦、残忍和仇恨的世界，现在尽是阳光和善意。”

在早期成功的基础上，Freeman对脑叶切断术进行了精细化改良，并发展了一种更加便捷、快速且更加具有普及性的经眶入路“冰锥疗法（icepick method）”。1946年1月，Freeman对一名躁郁症伴自杀倾向的女性患者首次实施了经眶入路前额叶切断术。他先将患者电击麻痹，再经眼眶刺入破冰锥，徒手切除前额叶。然而，由于这一疗法未经神经外科专业的支持和辅助，不需要钻孔或全身麻醉，只需电击工具、破冰锥等简易工具便可完成，因此Freeman遭受了众多关于过分简化手术流程和鼓吹放大手术疗效的相关非议，声誉不断受损，曾经的外科伙伴Watts也因此与他分道扬镳。

诚然，Freeman的脑叶切断术开创了精神疾病治疗的外科可能性，但勇敢的尝试并非都能得到乐观的结果。脑叶切断术的副作用很早便已显现，部分患者因此遗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器质性精神障碍，如记忆、智力和人格缺陷等，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是美国总统肯尼迪（J.F. Kennedy）的姐姐、接受过额叶切断术的Rose Marie Kennedy。由于发育迟缓以及焦虑情绪缠身等问题，她接受了脑叶切断术，但不幸的是，她在术后出现严重残疾，终身无法自理。此外，脑叶切断术的伦理问题也不断突显。例如，在脑叶切断术推广之后，这种手术的治疗对象曾逐渐演变成所谓的“不良分子”，比如成绩不佳的儿童，或是厌食症患者等。

随着神经科学的研究深入，反对额叶切断术的声音慢慢在社会中响起。一项针对1942-195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额叶切断术的患者调查报告提示，即使不进行任何治疗，63%患者的精神疾病也会自发改善，大部分患者其实没有必要接受手术。到1970年，绝大多数国家以及美国很多州都已禁止脑叶切断术。

回望了86年前的今天Freeman和Watts做出的精神疾病外科治疗创新，并一同感受了这场手术及其后续发展掀起的波澜，人们不免会对他们的尝试抱有一丝叹息或批判；1950年抗精神病药氯丙嗪的问世也进一步让脑叶切断术退出精神疾病治疗历史的舞台。然而，对于精神外科治疗，我们却不能否认，Freeman等人具有一定的先见之明和前卫见解，况且如果没有他们的探索，我们今日便无法“自缘身在最高层”地谈论着精神外科治疗的相关考量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