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克非教授（1898-1972），世界著名外科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医院管理学家，中国现代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先驱者之一，新中国神经外科拓荒人之一。沈克非教授对我国普通外科的发展和提高以及神经外科、血管外科的开拓和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刀完成了新中国第一例额叶胶质瘤切除手术。
今年是沈克非教授逝世50周年，在沈克非教授诞辰124年之际，让我们一起缅怀沈老前辈的辉煌人生吧！
沈克非教授，浙江省嵊县人。1916年，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预备生。1919-1924年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并获美国医师执照。1926-1929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助理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1929年任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外科主任。1930-1936年，任南京中央医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外科主任、副院长、院长，兼任南京军医学校教育长。1937年后相继兼任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和内迁重庆的上海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在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外科学长达数十年。1941年任重庆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1943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1946年9月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外科主任、教授，兼任该院附设中山医院院长。1952-195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实验外科系主任。1958年12月调回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任副院长兼大外科主任。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沈克非教授1972年10月9日于上海病逝，享年74岁。
1898年3月2日，沈克非教授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原名贤亚。3岁丧母，6岁入父亲执教的上海教会小学读书。1910年，考入上海租界工部局英国人创办的华童公学，因不满英籍校长的高压手段，他勇敢地指出批评，遭到压制后，虽离毕业仅半年时间，仍义无反顾，愤然离校。由于对旧社会的阿谀逢迎、口是心非颇为反感，誓做一个光明正大、克己奉公的人，他便自己改名为沈克非。他说：“克非者，克服一切非义之旧习气也。”
1914年，沈克非教授转入浙江杭州之江大学中学部。当时，国内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军政界狼狈为奸、祸国殃民，他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决心不涉足政治，而是选择了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为民众服务的医学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沈克非教授是我国神经外科先驱之一，也是一位爱国科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中有过多次重要选择，每一次他舍弃的都是自己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选择的都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沈克非教授表示，自己的理想是科学救国，为硝烟弥漫、苦难深重的祖国摘掉“东亚病夫”这顶屈辱的帽子，为此，一生都要孜孜不倦地奋斗。对于医学，他津津乐道，十分热爱，这也是他在行医中进步神速、极具造诣之原因所在。1924年，沈克非教授在美国克利夫兰西储大学医学院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被校方以优厚的待遇留用。但是当北京协和医院向他发出邀请后，他毅然回国服务。他到北京协和医院先后任外科助理住院医师两年、总住院医师一年，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外科学理论和技术急速提高，发表论文多篇，这为他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固、良好的基础。战争年代时局混乱，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医院和医学院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外国教会手中，中国医生处处仰人鼻息；而大城市中的众多私立医学院则以牟利为主，设施简陋，师资多为兼职，招生过滥，且缺乏临床实习条件，所培养出的医生不能造福于民。1930年，时任国家卫生署署长的刘瑞恒邀请沈克非教授参与筹建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大型现代化综合医院——南京中央医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他再次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北京协和医院已有的良好工作及生活条件，挑起重担，投身而入。这所医院的建立，在上世纪30年代到处都是洋人把持中国西医事业的局面下，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1930年，南京中央医院落成后，沈克非教授先后任该院的外科主任、副院长和院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医院以私立医学院培养的医生为招考对象，每年招30~40名进修医师，进行包括半年公共卫生、1年半临床各学科实习在内的2年有计划的培训。医院逐步成为进修培养和临床科研工作的基地，学员结业后分派到各地充任医务骨干。沈克非教授为了选拔培养对象，曾不辞辛劳，经常奔走于北平、南京和上海一带，从各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人才。1931-1937年，该院共培养了高级医师200多人，出色地实现了建院时的预定目标，其中许多人都已成为后来医学界的栋梁之材。这期间，沈克非教授还兼任了南京军医学校教务长，领少将军衔，为军医学校培养了三期学员，使他们在军医理论和军医技术上获得了明显的提高。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际，沈克非教授和夫人陈翠贞（我国儿科著名专家）正应国际联盟卫生部之邀在欧洲考察，闻讯国难当头，立即启程回国，全力投入救死扶伤工作。抗战爆发后，不少人唯求自保，他却把南京中央医院的床位从350张扩充至1200张，大量收治抗日受伤的将士。他每天忙碌于医院救治第一线，战火逼近南京后，他又组织和带领医院一路辗转西撤至长沙、贵阳，最后至重庆，并于沿途继续救治抗日将士。
20世纪30年代末的大西南交通十分不便，公路是唯一的通道，汽车烧的是木炭，又慢又脏；加之川贵之间的道路蜿蜒于丛山峻岭之间，翻车事故屡见不鲜。沈克非教授却冒着日寇敌机袭击和山高路陡的危险，只身一人不下10余次地往返奔波于贵阳和重庆之间，很难有机会回到位于成都的家中与家人团聚。这时，他兼任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贵阳的贵阳医学院及重庆的上海医学院的名誉教授于一身，经常奔走于长沙、贵阳、重庆之间，对各医学院进行业务指导。在繁忙的临床医疗和行政领导工作之余，他特别热衷于外科的教学工作。1941年，沈克非教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卫生署的事务是繁忙的，迫使他不得不放弃湘雅与贵阳两校的兼职，但对重庆上海医学院的教学任务仍然坚持了下来，直到抗战胜利结束。1942年，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缅甸前线，沈克非教授不顾个人安危，随军到了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缅甸前线救治伤员。最危急的一次，沈克非教授在后方医院所在地已被日寇占领、无法与前线军部和国内取得联络的情况下，只身一人跋山涉水、历尽艰险，从缅甸前线徒步1个多月返回中缅边境。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毅然辞去卫生署副署长之职，弃政从医，回到在歌乐山艰苦办学的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任专职的外科主任和教授，以后又兼职任该院附属中山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中山医院在他的精心领导下，规章制度严格，纪律严明，信誉卓著，业务蒸蒸日上。
新中国成立前夕，沈克非教授拒绝离沪赴台，他坚守岗位，使医院上下情绪稳定，工作有条不紊。1949年解放后，他主动积极地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配合军管会改革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使中山医院转变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完整的、井然有序的人民医院，并交给军管会，在军管会领导下继续努力工作。不久，他被选任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接见。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沈克非教授（右三）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人大代表沈克非教授（第二排左二）在北京怀仁堂聆听报告
1950年12月2日，由沈克非教授主刀、史玉泉教授作为助手，在中山医院成功切除了一例右额叶脑胶质瘤，这不仅是新中国首例额叶胶质瘤切除手术，而且拉开了上海作为中国神经外科重要基地的序幕。（推荐阅读：《史玉泉教授—我国神经外科的先驱和宗师》）1950-1958年，沈克非教授受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负责科研工作，与盛志勇教授共同开创了实验外科。1959年以后，他又回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任医学院副院长和中山医院院长以及大外科主任。
1957年7月25日，文汇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举行“解放军官兵和知识界人士联席座谈会”，沈克非教授（前排右三）与全体人员合影
在担任中山医院院长期间，沈克非教授着手加强学科建设，聘请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到中山医院任职，其中包括内科专家林兆耆教授、外科专家黄家驷院士、放射医学专家荣独山教授等，在原有普通外科、骨科的基础上又逐步发展了麻醉科、泌尿科、胸外科和神经外科。沈克非教授识才爱才，他对下级医师的培养和训练严格认真，从助理住院医师到住院总医师都有明确分工，按部就班地进行训练。在选拔人才时，他的标准是：工作埋头苦干，学习勤奋刻苦。实习医师为了获得留在中山医院继续深造的机会，必须努力工作，互相竞争；只有依靠勤奋的工作和刻苦的学习，才能被赏识和留聘。这种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和操守风骨，被一代代传承下来，直至今天。正是在这种奋进向上的文化氛围中，一批批技术人才脱颖而出，对普通外科的发展和提高以及神经外科、血管外科等的开拓和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已故的“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院士曾经说过：“沈克非教授慧眼识人才，大胆用人才，这也是他对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1954年12月20日，沈克非教授（前排右三）在莫斯科医师进修学院与中外医师合影沈克非教授在我国外科学史上功绩卓著，其精湛的外科技术，闻名于世。他是那个年代全国最著名、外科手术做得最好的医师之一，曾将一颗在粟裕大将体内留存17年之久的弹头顺利取出，其医术高超令人折服，人称“外科第一刀”。
除了专长普通外科外，沈克非教授对于其他外科各分科——诸如骨科、泌尿科、肿瘤等都有创见。他不拘泥于陈规陋习，总是根据患者的需要和当时的条件，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他首创了多个手术新术式，例如为减少手术中细菌污染，提高手术成功率，设计了肠道无菌吻合术；为治疗直肠脱垂，减少患者痛苦，首先想到把直肠折叠起来的办法；为治疗晚期血吸虫患者，他创造了大网膜腹膜后固定术；他对淀粉海绵的止血作用曾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些手术方法简便易行，费用低廉，效果理想，非常利于在基层医院推广。
1950年，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沈克非教授报名参加了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作为医疗队的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奔赴鸭绿江畔，置身于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抢救治疗志愿军伤病员。当时，战场形势已逐渐稳定，但野战中大量供血输血问题还未解决。1952年末，总后勤卫生部决定在沈阳快速组建一大型中心血库，为前方不断输送血浆和全血。沈克非教授临危受命，在筹建计划、选址、人员调集和聘请等方面均亲力亲为，认真负责。由于当时国内尚不能生产电冰箱，且中国军队亦无长途血液运输经验，沈克非教授严密地组织各种实验，得出血液经汽车颠簸的损坏不会超过10%、采用卖冰棍的小木箱放冰块并用棉被裹住可使血液在2℃~10℃维持12小时等结论，使得朝鲜前线的伤员在伤后8~12小时即可得到新鲜血液挽救生命。最终在短短的3个月内，向前线运送血液5批，共计3515瓶，不仅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救死扶伤的作用，还为上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全国献血输血系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51年8月，为适应形势，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部队的实际需要出发，东北军区做出在齐齐哈尔市组建军医学校的决定。1951年10月30日，东北军区军医学校隆重举行了成立暨开学典礼。开学之初，全部14名教员均来自上海抗美援朝医疗队，医疗队团长沈克非教授亲自主持了编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及编写教材工作。在完成建校和教学任务的同时，新生的东北军区军医学校积极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建校一年中，收治伤病员2508人，绝大部分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的志愿军战士。沈克非教授十分重视临床实践，他教学生重视基础理论和技术训练，强调规范正确地书写病史和做体检是每个医生不可或缺的基本功。
在1963年武汉召开的全国腹部外科学术会议上，沈克非教授的发言鼓励年轻的外科医生要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理论联系实际，并提出外科医生要重视“三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础理论。“实验外科是为临床外科服务的，是为了解决外科临床上发现的许多问题而进行工作的。临床必须依靠理论研究来提高，理论研究必须面向临床，因此我们制订研究课题必须要密切结合临床。”这是沈克非教授一贯的主张。在临床教学上，沈克非教授特别重视实习医师的病史缮写。他认为病史缮写能培养医师的写作和分析能力，只有详尽的病史，才能提供正确诊断的依据。他经常教导医生们在分析病史时，一定要考虑常见病及多发病，思路要广，要把各种可能性都罗列出来，然后进行甄别；不要只考虑到一个方面或只抓住一点就立即作出“反应式”的判断，因为这种判断往往脱离实际，容易发生偏差。他十分强调诊断时应先从病史入手，然后作全面的体格检查和实验室化验，最后才考虑运用各种特殊检查进行诊断。这一切说明他的思维方法是科学的，处理临床工作中的问题是极其慎重的，因而他的临床诊断很少发生失误。这种客观全面的诊断方法对医师培养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临床工作中，沈克非教授的思维方法是独特的，常有独到的见解。他对疾病的诊断，经常强调“不要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认为这是防止“先入为主”的先验论错误的最好的对策。对于别人提出的诊断意见，他总是耐心地听取，既不马上全盘接受，也不轻率地否定。为了避免引起对方的误解，他常用“善意的怀疑”这句话来消除误会。他总要在有了足够的证据、完全消除了疑点以后，才接受别人的诊断或意见，并全力以赴地给予支持和帮助。沈克非教授的言传身教曾给史玉泉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沈教授的潜移默化中，史玉泉教授总结出如下几条作为自己的临床思考原则：①临床所见必须是真实的，不可凭想象，不能够确定的症状，宁愿暂时搁置，以免造成误导；②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任何时候都要客观，要重视反面的意见；③不要人言我言，要有独立思考的习惯；④对任何已定的诊断、治疗，要有善意的怀疑，善于提出反面意见，但不可固执己见。正是依靠科学的工作方法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使得沈克非教授的临床诊断很少失误，手术效果良好。也正是由于沈克非教授的身体力行，中山医院的机制规范严格，信誉卓著，“一切为了患者”的“中山精神”也得以更加发扬光大。沈克非教授长期从事临床外科教学，培养了中国几代外科技术人才，他经常说：“高明的外科医师是诊断加手术，绝不是开刀匠，必须具有丰富的基础知识和娴熟的技术，他应是内科医师再加一把手术刀。”因此，但凡经过他训练的外科医师，手术时都小心谨慎，操作细致，形成了独特的沈氏学风。
几乎每一个沈克非教授的学生，对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严格、非常严格、极其严格！每天早上8点钟，他准时到病房查房，而床位医生如果没有把自己所管的病人病情熟记于心，提问时答不上来，他会毫不留情地当众狠狠批评。每当查房前，从实习医生到主任医生，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做好准备，提前看书和查阅文献，因为沈克非教授问实习医生答不上来时，就问住院医生，直到主任医生。在这样严格要求下，各级医生的收获也很大。他善于观察细节，及时纠正错误。如查房时发现有的医生不自主地叩碰床沿，他会问道：“如果你是手术后的病人，床铺受到碰击，你的伤口会痛吗？”这种及时直率的指出，使医护人员养成对待病人的良好举止和关心病人的习惯。
在手术台上的沈克非教授更是严厉，不论助手年资多高，手术配合多么熟练，手术护士递器械多么敏捷，他仍然不时要指出操作上的不足及手术配合中的缺点，督促台上台下的医生、护士思想集中，配合默契。据苏应宽教授回忆，一次，他在手术进腹的过程中，当分离腹直肌时，迅速拿甲状腺拉钩蘸生理盐水去拉，立刻被沈克非教授严肃批评。实际上拉腹膜时才需要蘸水，以便更好地保护腹膜。他要求下级医生做任何事情都要明白道理，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以教育学生的机会。等到手术结束，脱去手术衣和手套，那时的沈教授才会轻松友好地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聊上几句；而助手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
沈克非教授手术技术操作精湛，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据盛志勇院士回忆，有一次，在一台胃大部切除术的过程中，助手忽视了在胃体部覆盖盐水纱布保护。沈教授严肃地指出问题，并再三说明：凡是显露的内脏都应该用盐水纱布覆盖，予以保护，勿使之干燥。沈教授对无菌术十分重视，从术野皮肤无菌处理，到铺巾保护，都有严格要求。施行胃肠道手术时，他喜欢用小纱布条擦拭术野，要求严格分清黏膜和浆膜，擦拭黏膜后绝不允许用同一纱条触及浆膜，违者必受斥责。
从医半个多世纪的汤钊猷院士始终铭记恩师。在上医班上，汤钊猷院士成绩优异，却因为沈教授的一次论文修改而“深受打击”，汤钊猷院士在交出论文前，已从头到尾仔细改了几遍，可拿到退回的论文时，发现每一句都被改得“遍体鳞伤”：“医学里不该出现可能”、“要避免大概”……他脸红了，因自己不够严谨。而今，青年时代汤钊猷院士写的病历被中山医院视为模范病历，他亲手书写的国家“七五”攻关标书也被视作模范标书，那是他反省后的结果。“成功，建立在认真、及时、优质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任务的基础上。”回顾恩师教诲，汤钊猷院士感慨颇深。
沈克非教授手术操作非常细致轻柔，步骤有条不紊、从容不迫，解剖层次分明，止血完善，手术野都要妥加保护，以减少污染机会。他十分爱护正常组织，为尽量减少对组织的损伤，从来不过多钳夹和结扎组织；十分注重外科手术基本功，重视一割、一剪、一针、一缝，能用细线时绝不用粗线，因为他相信细节决定成败。他手把手地传授各种外科手术操作的细节动作和技巧，如在深部组织打结或血管结扎时，如何压线而不增加对组织的牵扯张力；如何正确手持血管钳和剪刀的姿势和动作；做手术时手腕前臂肌肉如何用力等等。即使是非常细微的技巧，他都一丝不苟、严谨细致。
沈克非教授重视培养医学生在临床医疗服务中深入细致、独立思考、认真扎实的作风。中山医院外科有每周一次的主任查房制度，全体外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进修医生都会参加。沈克非教授主任查房时，青年医生和实习医生“又爱又怕”，“爱”的是他学识渊博，谈吐风趣幽默，结合实例讲解分析，获益匪浅；“怕”的是他查房时，对青年医师和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对报告的病史，沈克非不仅重视内容，连文字、词句、文法、发音等都十分注意，发现有错，会立即纠错批评，从实习医生到主任医生，均一视同仁。
沈克非教授医术高明，还在于他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谨慎按照操作规程办事。他要求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必须聚精会神、小心翼翼，绝不允许随便谈笑。从助理住院医师到住院总医师都有明确分工，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决定手术，手术时不能草率马虎。
对于外科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他十分强调。例如他经常提醒助手缝合必须十分可靠，否则宁可多扎一道，以策安全；放置引流应有充分理由，绝不能马虎从事。助手的操作都要按他的规定手法去做，不得任意更改。更重要的是，每次手术到达病变区后，他不是马上就作切除或修补，而是先作仔细的探查和观察，先确定病变的范围、程度，能否切除和修复有无困难等等，然后再按照他的经验，确定手术的方法与程序。由于他判断正确、决心大，故手术绝大多数是顺利的，很少遇到意外或尴尬的局面。
沈克非教授在学术和业务知识方面从不居高自傲，而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据他的学生回忆，当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一时决定不下来时，沈克非教授经常去征求黄家驷院士的意见，两个人共同商讨，甚至将下级医生也一同带去聆听，谨慎做决定。
沈克非教授的手术记录内容详尽，而且从不要求助手代写，总是亲自写好底稿再请秘书打印，经他签名后送到病房，非常及时完整，从不拖延，是下属医师们学习的典范。曾有人问他，为何对解剖这样熟悉？沈克非教授回答，每次他在做手术前都要看一遍解剖学内容，手术后还要再看一遍，写手术记录时又回顾一遍，这样反复多次，岂能不熟。
沈克非教授总是勉励年轻医生努力学习，而他则是身体力行，“做到老，学到老”。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倡学习俄语，当时科学院组织了一次3个月的短期突击学习。沈教授当时已年过半百，也一起学习，并且为了巩固学习效果，他提出翻译一本俄文外科学教材，还对一些学生的译稿作了修改。这种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使得一起学习的年轻人敬佩不已。
虽然大家都怕沈克非教授那出了名的“严格”，但是却又都非常喜欢他全面的查房和生动的讲课。他不常做长篇大论的专题报告或者学术讨论，更多的是经常结合实际病例，随时随地去教；下级医生则是从他的讲述、提问和一言一行中随时随地来学。
沈克非教授一般习惯用英文讲课，讲授的内容可深可浅。浅的可以是一般的医学常规，深的可以是前期研究与临床应用的交汇。吴之理教授曾回忆当时沈克非教授花了2小时亲自讲的“切开排脓”课程，沈克非教授说：“你们将来会大量做这种看起来简单而实际很重要的手术，弄不好也会增加病人痛苦或者破坏病人形象甚至面容，所以我要亲自讲课。”他引用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切开排脓不容易：脓包熟否；不要和动脉瘤相混；要先用大针筒抽抽看，不可马马虎虎；刀口的位置和方向要选择好；对切口大小、引流物的选择、放置时间等问题，无一不作了详细的交代。沈克非教授的课总是这么生动，被他的许多学生视作一生中宝贵的回忆，其中的重要知识点更是终生难忘：当讲到什么人容易患胆结石的时候，就是3F，即女性（Female）、40岁（Forty）、肥胖（Fatty）。当讲到脊椎结核时，他说：“扔个东西在地上，小孩子必然是直着身体、屈膝、屈髋部蹲下来拾取。”这样形象的比喻使人立刻牢记脊椎结核病灶侵犯椎体，弯腰势必使椎体受压，引起疼痛，所以不敢弯腰。当谈及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外科医生的时候，沈克非教授说：“什么叫外科？外科就是内科加开刀。”说话的同时，右手贴近嘴边，好像怕此话被内科医生听到那样。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深深埋在大家的脑海里，永远无法忘怀。由于条件有限，当时上课并没有教科书，全靠听课、记笔记，一堂课常常连续2个小时，但课堂中人人皆无倦意，且有些学生至今仍珍藏着当年的课堂笔记。
沈克非教授对待病人极端负责，且不论贫富都以诚相待，和蔼可亲。他总是亲自询问病史，亲自为病人做体格检查。他对每一例手术都认真对待。在他心目中，做医生就是应当把解除病人的痛苦放在第一位。一次查房时，一位病人大便解不出，十分痛苦。沈克非教授立刻询问床位医生和护士有没有采取措施。当得知措施没有奏效后，他二话不说，要了一只手套，亲自为病人掏大便。跟随查房的医生个个非常感动，也很不安，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没能为病人做到这一步。”
沈克非教授说，对一个外科患者而言，接受手术是住院中最重要的一天。患者每天都会计算着手术的日子，渴望病痛早日根治，早日恢复健康，但又担心手术的风险和效果等，在手术前会有很多焦虑和不眠之夜。我们外科医生要了解患者的心理，除了做好手术前的周详准备外，对于手术的有关问题也要向患者和家属做必要和详尽的解说。他每天坚持查病房，他说：“医生该每天与自己所管的病人见一次面，这样可以给病员带来莫大的安慰。”
沈克非教授对手术时间要求一丝不苟：“如果手术安排在上午8点，这就意味着8点，不是走进手术室，也不是开始洗手泡手，而是你站在手术台旁，拿着手术刀开始划向患者的皮肤！”从这些言语中，学生们深深领悟到医生“守时”的内涵、对患者负责的题中之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推动我国外科事业的发展、繁荣学术氛围和提高国内外科医生的学术水平，沈克非教授在自己心脏病初愈的情况下，邀请国内100多名专家、教授参与，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型高级专业参考书《外科学》，被医学界尊称为“沈氏外科学”，对外科学学科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
在这本巨著中，他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兼收并蓄，将不同学派的理论与学说汇集起来，加以介绍，例如对休克的发病机制、神经论和体液论的基本观点，该书都有详细的阐述，使读者能吸收各家之长而获得更全面的知识。此书于1956年出版后，满足了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外科学教学的迫切需要，深受广大外科医师的欢迎与推崇，数年内曾重印6次，发行量超过10万册，仍供不应求。
为及时反映50年代后外科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沈克非教授又倾注全部心血领衔重编《外科学》第2版，不仅扩大了编写队伍，还将原有内容彻底更新和扩大。《外科学》第2版于1963年面世后，立即获得国内外同道的普遍好评，被誉为中国的“克氏外科学”。在第九次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该书获得原卫生部的嘉奖，至今仍然是外科领域的权威参考书。此后不久，沈克非教授由于心绞痛发作，接受胸廓内动脉结扎治疗。待病稍愈，他又倾注全力组织编写《外科学》的姐妹篇《外科手术学》，计划分胸腔、腹部、神经、泌尿及矫形等五分册出版，后因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只出版了《腹部外科手术学》与《神经外科手术学》两册，就无法再继续编写下去，这无疑是我国外科学界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尽管如此，书中的字里行间，无不展现着这位外科泰斗对于中国外科事业的拳拳之心和孜孜不倦的精神。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回国从事医疗工作伊始，沈克非教授就加入了中华医学会。由于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对学会的无私奉献，1943年5月，年仅45岁的沈克非教授即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第14任会长，期间整顿会务、设计会徽、 复刊杂志，从此为学会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近30年。作为知名的医学教育家，沈克非教授对学会杂志的发展尤为倾心，在他不遗余力募集资金的支持下，1943年10月，《中华医学杂志》重庆版第1期在歌乐山出版。沈教授以实际行动支持热爱学会的杂志，其一生中绝大多数优秀的研究成果都是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上。也正是他在鉴定后的鼓励和积极倡导下，陈中伟院士才将世界上首例断手再植的研究发表在1963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为中国人赢得了世界首例成功的报道。
作为中国外科学的先驱者，沈克非教授不仅理论水平高超、外科技艺精湛，亦是我国外科界国际学术交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曾多次率团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如1944年的伊朗德黑兰中东医学会议、1946年的秘鲁第五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1956年的波兰国际医学会议、1957年的墨西哥国际外科年会。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他多次宣读论文，为沟通我国与西方医学界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与国外医学界的交往中，沈克非教授曾获得许多团体和个人赠给他的锦旗、书籍、杂志和其他纪念品。
沈克非教授长期担任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的负责人，也是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因此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界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建工作，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出席1946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筹备及成立大会。1946年6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建立了由18个国家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同年7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法》的签字仪式上，沈克非教授、袁贻瑾教授和施思明博士代表中国在组织法文件上签了字。1948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正式生效。
1946年6月，中国代表团团长沈克非教授（左）与施思明博士（右）在国际卫生会议上
沈克非教授为中国医学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奉献一生，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对普通外科的发展和提高，以及神经外科、血管外科等学科的开拓和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重视临床教学，强调基础理论和技术训练，为我国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高尚医德医风、严谨治学精神、渊博医学知识、高超教学艺术、精湛手术技巧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不论时隔多久，不论身处何处，他的一言一行总是激励着我们这些后来人，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邱佩芳.《沈克非——外科第一刀》.中国卫生人才杂志，2009（7）：50-53
2.王越琦.《名医名师｜沈克非教授：大医精诚》.复旦上医公众号3.《【东总院史人物】第1期：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沈克非》.东部战区总医院订阅号4.《【百年卫生红色传承】大医精诚——沈克非》.中华外科杂志公众号5.《你认识吗？中国外科第一刀，原来是嵊州甘霖人…》.嵊州俏生活公众号6.《大师丨“外科第一刀”沈克非》.复旦党建学习平台公众号7.医学论坛网. http://www.cmt.com.cn/show/index/32378.《那些年，我们骄傲的“第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公众号9.《这所抗美援朝战火中诞生的大学，69岁了！》.南方医科大学公众号声明：脑医汇旗下神外资讯、神介资讯、脑医咨询所发表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脑医汇及主办方、原作者等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裁切、录制等。经许可授权使用，亦须注明来源。欢迎转发、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