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介教授 大医垂范

蒋大介教授1949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本科，同年进入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1952年起从事神经外科工作，1957年晋升主治医师，1979年任副教授，1983年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5年退休。1977年起，蒋教授历任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神经病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此外，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2013年5月4日，蒋大介教授因病逝世，享年87岁。

蒋大介教授凭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顽强拼搏精神，开创了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工作的先河。他夜以继日亲身躬耕，奉献创造的智慧，依托玲珑匠心，凭借一把“所向披靡”的手术刀，为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发展壮大立下不朽功勋。

蒋大介教授既是技术医学大家，又是医疗器械的发明家，双重身份令其闪耀医者舞台。他参与多个神经外科特殊设备的国产化研制，不仅实现神经外科相关领域的理论化研究，也将研究成果工程化，极大地保障了手术治疗的成功。

在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大到每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小到每一台手术的成功，都是医者、技术、患者三者之间的有效平衡。

蒋大介教授有句颇有大将之风的名言——肿瘤长得快，不如我的刀子快。意即肿瘤长得再快总没有手术切除快，他力争每个病例肿瘤全切除率最大化，而手术中神经损伤率最小化，这对一位医师来说，无疑是增强了手术难度、风险度，将承受更大压力。但蒋大介教授一以贯之这样的座右铭，因其置病人的利益高于一切。

底气源于实力。蒋大介教授对于每一个手术方案都精心设计细致对待，经过他设计的许多手术入路，独具匠心。因对自身过硬技能的自信以及乐观豁达的工作态度，蒋大介教授始终敢于同病魔做斗争，且坚信终将赢得“战争”。

他的学生徐伟民教授清楚地记得，1978年刚考上蒋教授的研究生不久，他就配合蒋教授进行了一台巨大颅底肿瘤手术。患者是一名小孩，他的肿瘤从颅底长进了眼眶。因颅底肿瘤周围的神经血管丰富，所以手术既复杂又艰难，手术经常要做到深夜，限于当时的条件，肿瘤次全切除也无可厚非。

但蒋教授全程认真对待，总要竭尽全力将肿瘤完全切除，于是精心设计手术方案；为了防止脑脊液漏，先从腹部带蒂移植大网膜，再开颅切除肿瘤。手术从上午8点一直开到深夜，终于将肿瘤完全切除。经过精确的血管吻合，完成了大网膜移植，完整地修补了脑膜。手术完成后，蒋教授累得几乎瘫倒。

徐伟民教授被蒋大介教授过人的胆识和精湛的技术深深折服，感动于其医者父母心般的责任心，盛赞老师那一双精妙绝伦的巧手。蒋大介教授在脑肿瘤、脑血管病、立体定向手术治疗运动障碍性疾病、癫痫的外科治疗等方面，造诣极深，被我国神经外科界称之为“神刀”。无论是巨大的脑肿瘤还是凶险的脑血管病，无论肿瘤是长在手术难以达到的颅底还是长在“生命中枢”的脑干上，他总能想出对策或方案，妙手回春。

蒋大介教授的另一位得意门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Med-X研究院副院长的杨国源教授早年慕名考取了蒋大介教授的研究生，他对恩师的精妙医术佩服至极：“听神经瘤长在桥小脑角部位，虽然是良性肿瘤，但因在脑干部位，这在当时被称为‘最危险区域’，几乎所有神经外科医生都不敢对这一部位的肿瘤进行手术。而蒋先生却把此作为攻克目标，经过多年钻研，终于摸索出一条能够切除肿瘤而不损伤听神经的方法，保护了听神经的功能，逐渐将此禁区变为了非禁区。”可以说，蒋大介教授硬是走出了一条医学康庄大道，无愧于医学创新领航者。这是怎样使命必达的决心、毅力和医者父母心，才会对医术的研究及突破如此用心践行。

蒋教授还对当时难以达到的颅底部肿瘤进行手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不仅上海、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对此赞叹不已，就连国外专家也认为像蒋教授这样的中国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技术也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因此，每次瑞金医院或上海其他医院碰到疑难的病例或不能解决的手术，都去找蒋教授，他的“神刀”所到之处，一个个原本不能进行的手术迎刃而解，最终病人都健康地存活下来。

器械升级、设备更新、术式改进……统统有赖于医生治病救人的仁心和责任心，亦有赖于技术发明者、生产者自觉自发的创新和精进。创新型人才可遇不可求，蒋大介教授无疑是新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瑰宝，其勇于探索未知，大无畏开拓进取，掷地有声，卓有成效。

蒋大介教授常说，神经外科医师不仅要做个“手术匠”，更要善于动脑、大胆创新，做个“巧手匠”。

蒋大介教授在少年时代就偏爱物理、数学，这一爱好让他在神经外科手术中大显神通。除了他设计的许多独具匠心的手术入路，他还自己设计和制作很多手术器械，大到手术显微镜、小到手术室里能避免地面电源线混乱的电源台，可谓应有尽有。

当时在华山医院，蒋大介教授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车间，方便其设计研发制作各种手术新器械。其购置了一台多功能机床，亲手摸索机床性能，从无到有娴熟实操不在话下，车、钳、刨、铣的技术活样样都运用自如。这在医工交叉大大发展的今天，像蒋大介教授这样有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的学者也是屈指可数的。

他开展的现代立体定向技术及定向仪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小小车间开始进行，1986年的上海天气特别炎热，蒋大介教授完全不顾高温的炙烤，独自在加工车间里亲自设计定向仪构造及原理。蒋大介教授用他的实际行动为我们作出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典范，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伽玛医院副院长兼总经理的潘力教授于1985年考上了蒋大介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其研究生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小车间鼓捣着度过的，习得了蒋大介教授宝贵的动手能力。

蒋大介教授给潘力教授设计的课题是研究用CT和MRI进行定位。为了节省经费和便于随时修改设计，蒋大介教授决定在医院的小车间自行加工制造。潘教授第一次走进这个小车间时，亲眼目睹了蒋大介教授辛劳操作的真实场面：为了防备加工金属零部件时飞溅撒落的、灼热的铁屑，蒋教授在头颈部围了一条毛巾，挥汗如雨地在车床旁劳作；高频的金属切割声弥散在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车间，根本无法进行言语交流；蒋教授在这闷热的空间里满脸汗珠，全身衣衫已被汗水浸透；随着高速转动的加工件被车刀切割，走近了还能看到教授的头颈部早已经有了一圈圈数不清的伤痕和水泡，这都是被时不时刨飞溅出的铁屑烫伤的啊，旧疤未愈又添新伤！而蒋教授则丝毫不为所动！这一幕极具视觉冲击的“真人秀”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由衷地钦佩蒋大介教授无私无畏的工作精神，其对事业和创新如此执著追求的责任心以及为培养年轻医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德令人感动不已！

潘教授接下来的三年研究生生涯几乎就是在这个小车间度过的，小车间既是他和老师的碰头地点，也是他跟师学艺的主要场所。他们自己勤跑五金市场，挑选做头架的铝合金，量好尺寸记下型号，自行加工制作。另外，为了将CT机的坐标系转换到定位架坐标系，他们进行了无数次演算、编程，模拟失败后又不断进行修改，终有一天破解了百思不解的难题，这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莫大的幸福……而这些研发，都是发生在小车间里的日常。

日复一日，小车间承载大梦想，蒋大介教授不但在这里传授给潘教授专业知识，还教会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乃至金加工技术，使其能顺利完成学业并破格获得了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在车间里教会了潘教授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知识满斗，精神亦传承，这才是真正的治学。

到潘教授毕业那天，蒋大介教授戏称：“你神经外科获得了博士学位，车工也可以拿个三级证书了。”

如今潘教授在伽玛刀领域颇有建树，他忘不了正是那几年在小车间学徒般的磨练，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锻炼了基本功，使他对立体定向技术有了深刻的理解。

蒋大介教授常说：“神经外科医师不仅要做个‘手术匠’，更要是一位科学工作者。”杨国源教授至今仍对老师感怀不已：“从老师身上学到的科学理念，使我终身受益！”

蒋大介教授认为，外科医生不会开刀就不成其外科医生。所以会开刀、开好刀是神经外科医生第一要务。然而，蒋教授又有言，单纯会开刀的医生，对医学事业发展的贡献是相当有限的。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神经外科医生，必须要有非常丰富的神经解剖知识，要知道脑内不同神经核团之间的相互联系，要了解手术时什么样的入路会产生最少神经功能的损害, 更要设法开发出一些有效的诊断技术和先进的手术器械，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时时要想到并身体力行去解决的科学问题。

正是因为以这样不断探索进取、创新研究、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要求自己，在讨论一个病例时，蒋大介教授对神经解剖的了解常常使神经内科医生甚至神经解剖的老师都感到惊讶和由衷地佩服。

在杨国源教授的记忆里，自己刚到华山医院不久，就参加了病房的死亡病例讨论。那时的住院医师都害怕并期待参加这样的讨论，因为既要准备大量资料，又要将导致死亡的前因后果分析透彻，通过讨论可学到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临床经验。蒋教授平时话虽不多，但身教胜于言教，他最讨厌华而不实的浮夸作风。有位医生在做完手术后，患者出现了脑脊液漏，在总结时他解释说是因为在手术中脑膜看不清。蒋教授则毫不客气地斥责：“你解剖还没学好，怎么能开刀呢！”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行医风格溢于言表，振聋发聩！

1993年底，华山医院引进了头部伽玛刀。蒋大介教授对这种微创技术倍爱有加。他作为伽玛医院的总顾问，每周坚持到伽玛医院2-3次。除了病区查房、组织疑难病例讨论、指导开展临床手术外，还潜心研究伽玛刀治疗计划系统，亲自为疑难病例制定伽玛刀治疗计划，并根据随访结果，提出了伽玛刀在未来临床中的应用前景和发展方向，使华山医院的伽玛刀治疗在初始阶段就沿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如今，华山医院的伽玛刀治疗已经成为华山神经外科重要的特色亚专科，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该项目取得如此瞩目的发展，除了有赖于蒋大介教授在早期发展阶段的辛勤付出，还有赖于其对科学发展前瞻性的考量，这是以科学工作者自居的医者才能体现出的战略眼光。

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精。作为科学工作者的医者，善于从书中获益、善于思考是治学修为。蒋大介教授本人就是一个行走的百科全书。他要求自己和学生既要有高超的手术技巧，同时又善于动脑思考，据说他上班通常骑着一辆自行车，时不时因为脑子里思考问题而骑过了医院也没有觉察。

蒋大介教授称自己是“老笔头”，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记笔记，凡事总喜欢问个为什么。或许就是蒋大介教授这样的常记常问，促进知识高效记忆，使脑细胞更加活跃，收获智慧和敏捷。加之好奇心旺盛、求知若渴，汲取的知识都能内化为自己的，渐渐地他成为了大家眼中的百科全书。

蒋大介教授也是外孙女眼中的百科全书。为了照顾两个外孙女，他1994年退休后去了美国。外孙女与他最亲，因为上到天文下到地理，不管问他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得到满意的答案。为此，外孙女还专门写了一篇作文《我的外公》在学校里被展览。

此外，蒋大介教授的英文水平在当时的年代也是一骑绝尘。70年代上海神经外科医生就这么几十人，当有外宾来讲学时，大多是蒋教授翻译。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由于学校长时间停课，又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大部分医生都不太能听懂英语，而当时蒋大介教授的英文娴熟程度和对业务的精湛程度却令人惊讶不已、油然升腾起充满赞叹的敬意！

在美国，蒋大介教授平常除了收看央视“百家讲坛”等节目外，最快乐的莫过于演算数学题了，他说这是为了圆少年时代的一个梦。作为医生，多学科的爱好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创新能力的实现。

蒋大介教授把心思都放在了做学问、提高医术上，生活中是能简则简。

20世纪80年代，蒋大介教授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虽然在事业上已获得巨大的成就，但他对物质的追求却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每天，他都骑着一辆破旧的“老坦克”自行车上下班。有一次，他又骑着“老坦克”到上海的一家三甲医院会诊，由于穿着朴素、自行车破旧，竟被门卫拦下不让进去，直到迎接他的医生出现，说明了他的身份后才放行，门卫感到非常震惊，这样一位毫不起眼的平常人，竟是上海滩著名的神经外科大教授。

在手术室，蒋大介教授的衣橱柜里有一件“特别的”汗衫，这件汗衫，教授整整用了几十年。他每次在手术前都换上这件千疮百孔的汗衫，风趣地说：这件汗衫不能“出国”了，因为它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达到文物标准了。

潘力教授第一次见到蒋大介教授时，第一印象也是觉得恩师和蔼可亲、完全没有架子，穿着也十分简朴，言语不多但思维十分敏捷。这样的形象完全符合一位全心全意投身医学研究的科学家形象，眼里只有科研，不拘小节，外在皆浮云。

许多研究发现，决定士兵生死的不光是敌方武器是否先进，医疗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战场上武器的火力增强了，但致命性却降低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医院提供了更好的外伤治疗。

除了在神经外科领域的深耕与拼搏，1952-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蒋大介教授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不辱使命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事业。他同段国升教授、王忠诚教授、史玉泉教授及杨德泰教授先后到解放军第十八军医院和第三五陆军医院治疗头部受伤后遗症的志愿军伤员，抢救了大量一线战场伤病员。 

蒋大介教授致力于临床实践、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其将多年研究成果述诸笔墨，集结成册，把行医思想和技术汇集总结，海海著作乃中国神经外科史上的宝贵财富。

蒋大介教授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手术治疗》《严重对冲性脑损伤的临床与治疗》和《锥体外系疾病的定向手术治疗》等论文60余篇。

此外，蒋大介教授还主编或参编了《脑血管疾病》《外科手术学》《实用内科学》《实用神经病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神经外科分册）》《黄家驷外科学》和《沈克非外科学》等十余部神经外科专著或大型参考书，获得多项国家级、部级、上海市级科研成果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在当时参考资料极少的情况下，蒋大介教授根据自己多年从事神经外科手术的丰富经验，与陈公白教授合作，写出的《神经外科手术学》（1965年出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是我国第一本针对这方面的专著，填补了神经外科领域国人专著的空白，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发展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缩短。

《神经外科手术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神经外科的应用解剖、常规和特殊的诊断方法及神经外科的各种手术方法，配合上百幅亲手修改的图片，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使其更加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成为年轻一代神经外科医生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为神经外科手术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0年，蒋大介教授与杨国源教授合作修订，再版发行的《实用神经外科手术学》，获得了上海优秀科技书籍奖，至今仍受到神经外科界的青睐。

蒋大介教授笔耕不辍成果斐然

在蒋大介教授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培育神经外科后备力量，培养神经外科接班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蒋大介教授同史玉泉教授、杨德泰教授等前辈就在为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不断努力。

1954年卫生部确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神经外科为神经外科医师进修单位，并开设颅脑外伤学习班，为大量青年人才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蒋大介教授此时即开始参与神经外科医师进修班及颅脑损伤学习班的教学工作，此后又连续数十年参加或举办各类进修班、学习班数十次，成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立体定向神经外科学和放射神经外科等领域的领军人物。1985年后，他先后培养了4名博士研究生和2名硕士研究生，可谓枝繁叶茂、杏林葱茏。

蒋大介教授的学生——杨国源教授的研究生课题是颅高压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国内没有人研究，国外研究的人也很少。杨国源教授回忆道：“蒋大介教授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和我讨论如何解决颅高压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这一科学问题。我记得那一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蒋先生亲自跑到当时的上医图书馆闷热的藏书室为我一本本地找参考书，在我写论文时，蒋先生又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为我修改论文，直到最终发表。在他和史玉泉教授的共同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并获得1987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这对当时研究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江苏常州是蒋大介教授的故乡，人才辈出，他说常州的文笔塔是常州文星昌盛的象征。其实，蒋大介教授就是荣耀这座故土的熠熠星辰，发自己的光，又照亮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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