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基

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原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男，汉族，河北省蠡县人，1923年11月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随家人辗转逃难到四川。194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后于1944年考入原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医本科，学制六年。

     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1947年8月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9年初，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列为搜捕对象，与苏延华同学一起撤退到广东，参加东江地区的粤赣湘边区纵队，在纵队医院当医生，并参加中国共产党。

20世纪70年代刘承基教授带领团队开展神经外科手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先回到南京，在华东军区医院（原中央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前身）完成实习，于1951年毕业。毕业后在该院普通外科工作，1951年参加南京市抗美援朝医疗团工作，1952年返院后仍做普通外科医生。

刘承基教授与学生们在一起

2002年与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医护人员合影

刘承基教授查阅文献资料

刘承基教授做的笔记

刘承基教授讲解脑室造影新方法

刘承基教授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目录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

刘承基教授题词贺王忠诚院士从医60周年

当刘承基教授将新编的《脑脊髓血管外科学》书稿放到我的书桌上时，尽管是一张光盘，但其中洋洋百余万字和上百幅插图的内容让我心生感慨：我们都已是耄耋之年，刘教授仍有如此旺盛的精力笔耕不辍，写此巨著，惠泽杏林；更加令我感动的是，此书的主要部分都由刘教授亲自主笔，其他章节也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润色和修改。

我与刘承基教授共事多年，深知刘教授勤奋好学，治学严谨，学贯中西，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他就是大学的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员，从事革命工作。曾经在广东省东江纵队驰骋疆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过青春和热血。1951年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创立神经外科，培养了一大批神经外科人才，帮助江南一带许多地区和医院建立了神经外科专科。特别是在显微神经外科技术、脑血管病的诊治方面，更是甘为人先。

我记得刘承基教授写的第一本《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是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虽然当时的纸张质量尚不甚好，但极受欢迎，很快售罄，并多次重印。2000年刘教授在77岁高龄又重新编写了《脑血管外科学》，书中旁征博引，引用了大量文献和资料，内容翔实，插图生动，汇集脑血管病诊治的最新进展，我的许多研究生都以此为教科书。

原以为刘承基教授退休后可以功成名就，颐享天伦之乐了，孰料第三本更厚的巨著又诞生了！此版本囊括脑血管的外科解剖学、脑血管的病理生理学、出血性脑血管病、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最新进展，并首次将脊髓血管病的定义、自然史、血管构筑、症状、鉴别诊断、影像学技术、治疗、预后等脊髓血管外科学的全貌呈现给读者。我不禁诧异：刘教授难道真有返老还童之术不成?我著书立说也近30部，深知其中的艰辛。不要说整理浩瀚的病历资料，查阅浩如烟海的参考文献，就是校对文稿，字斟句酌，也颇费眼神和精力。他居然在88岁的高龄时完成了！

脑血管病是我国的高发疾病，每年200万新发患者的数字和位居第一的致死病因，使每位从事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的医师如同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深感责任重大。刘承基教授虽已近米寿，但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使他仍不减当年的雄风，在脑血管病外科治疗方面，刘教授当之无愧堪称开拓者。

翻阅书稿的字里行间，无处不闪耀着刘教授的智慧之光。例如“蛛网膜下腔出血”一节，无论是立论、历史、现状，还是症状、治疗、并发症的处理，每一项都写得淋漓尽致，简直就是这个专题的百科全书！“脑血管的外科解剖学”也写得非常实用、清晰，不仅把各种解剖学说叙述清楚，更把各学说的优点、缺点及其沿革也娓娓道来。全书一幅幅精美的插图，使读者不但一目了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我们都已超过八十高龄，对神经外科的热爱已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我完全理解刘教授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热忱和干劲去完成这样一部巨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是为了中国的神经外科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粹，为了培养中国年轻的神经外科医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了神经外科学术的纯洁和健康发展，为了患者倾其所见、赤诚相待！

我热情地向神经外科医生推荐这部巨著，这不仅是一本极富参考价值的图书，还代表着我们老一辈医师对科学的追求和信仰，对神经外科的执着和热爱，对年轻医师的期望和信任，对患者的感激和关怀。孟子云：“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为浩然之气也！老一辈神经外科医师所代表的这种精神，这种文化传承，正如这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回荡在天地之间！壮哉！老骥伏枥！伟哉！神经外科！

注：该文作为序一于2013年5月刊登在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脑脊髓血管外科学》。

应当重视脑与脊髓血管病的防治

作者：史玉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终身教授

2007年史玉泉教授与刘承基教授合影

注：该文作为序二刊登于2013年5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脑脊髓血管外科学》。

祝贺刘承基教授百岁

作者：赵雅度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原副所长

今年是刘承基教授百岁诞辰，衷心祝愿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我和刘教授相识多年，在彼此交往中留下了诸多美好的记忆。刘教授长我6岁，在国内同行中知名度颇高，但他平易近人，胸怀坦荡，刚直不阿，博览群书，知识面宽广。

记得刘教授和他夫人苏教授曾陪我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对历史了解颇为详尽，不时揭露旧政权腐败与无能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当陪同讲解员对日本军人称谓不当时，教授当即指出并予以纠正。此次参观使我深深感到：刘教授牢记历史和无比爱国的情怀，着实令人敬佩。

1985年5月《中华外科杂志》和《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两个杂志编辑部在湖北省武汉市联合召开“颅内动脉瘤和脑动静脉畸形外科治疗”座谈会。参会专科医师约百余名。此前，据我了解，刘教授在该领域已诊治了众多病例，经验丰富。因此，在会上他的发言得到了一致认同和好评。会议结束后，武汉军区总医院马廉亭大夫邀刘教授和我参观该院神经外科。该科患者多为脑血管病，其中1例为前交通动脉瘤，病情危笃。马大夫考虑不宜采用血管内介入治疗，希望请刘教授开颅行动脉瘤夹闭术。坦言之，我当时认为手术难度及风险均很大。但刘教授查看了患者，仔细阅片后，当即应允。此后，我应邀到湖北十堰市会诊，数日后返回，经询问手术很成功，患者已转危为安，日渐康复。通过该例可以看出，刘教授勇担风险、全心全意治病救人的高尚品德。

1987年，我收到了刘教授主编的《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一书。该书是国内第一部这类专著，它内容翔实丰富。仔细拜读后我受益匪浅。相信对提高与推动国内医疗工作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1989年以及后来的1997年，我有幸和刘教授一起参加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WFNS)分别在印度、荷兰召开的国际会议。期间我们经常讨论和评议会议报告。原以为刘教授的专长限于脑血管病范畴，但在交谈中发现，他对神经外科各领域也颇为熟知，且有很好的见解。由此可以想象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专家是多么勤奋地学习和工作，不断关注着神经外科的方方面面。

1991年5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脑神经外科主任高仓公朋教授等一行6位专家访问南京，由刘承基教授出面负责接待。该次活动安排井井有条，学术气氛热烈并且活跃，达到了充分交流的目的。日方对刘教授及其科室的工作评价很高，我记得特别对颅内动脉瘤疗效之佳予以称赞。这也是日后高仓公朋做为日本脑神经外科学会主席盛情邀请刘承基教授访日的主要原由吧。

多年的接触使我渐渐理解到，为了发展与提高国内神经外科，刘教授特别关注国内开展不够广泛的脑血管病外科治疗。所以他不断地积累和总结大量病例以及各种治疗方案，并参阅众多相关文献。因此在2000年，刘教授再次出版了重新修订编写的著作——《脑血管病外科学》。该书内容更加充实与实用，一经问世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为了普及与提升脑血管病的诊疗，永不止步的拼搏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令人折服。

进入21世纪后，高科技飞速发展，同时也带动着医疗事业不断革新，无疑，有关脑血管病的诊疗技术也有了很多改进，其中就包括对脊髓血管疾患的认知和诊治。有鉴于此，刘教授不顾年事已高，他继续发扬与时俱进、勤于笔耕的作风，又一次增新了专著内容，特别纳入了脊髓血管病的外科诊疗内容。终于在2013年一本130余万字、图文并茂的巨著——《脑脊髓血管外科学》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部可供学习与参考的顶级专著。该书的出版受到了专家们一致高度好评。深信它必将促进我国在该医疗领域取得更大的进展，造福于患者。

综上所述，刘承基教授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始终关注学科最新动态，不辞辛劳地在工作。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淡泊名利。无疑，是我学习的楷模和好榜样。为此，再一次祝贺刘教授百岁华诞，再一次祝福刘教授。

我心目中的刘承基教授

作者：凌锋

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China-INI）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

2011年10月28日在南京庆祝刘承基教授九十华诞时，凌锋教授与刘承基教授合影

这本书是刘承基教授六十年经验和心血凝结而成，今年终于问世，我不禁长吁一口气，浑身轻松许多。说来惭愧，该书是我极力鼓动老爷子写的，因为我觉得刘教授虽然八十三岁高龄，但始终思维敏捷，一直担任着《中国脑血管病杂志》的主编，每月收到他修回的“满篇飘红”的稿件，读起来是那样的顺口流畅！这满腹的经纶不写出来多可惜啊！但是自从书动笔以来，我除了在书的大体目录上出了些主意，因China-INI的筹建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几乎没有时间去集中我的思想写书，只好把老爷子一个人拴在书上。几年的笔耕我都能想象到，刘教授是怎样地埋头图书馆查资料，在计算机上敲格子。每每想起来都汗颜，我是那样思念刘教授，却总不敢去南京看望，我心里有愧啊！我实在没有资格跟刘教授比肩同为主编，只能将我心底的感触写出为序。

人们常用“高山仰止，德厚流长”来形容我们最尊敬的人。刘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受人敬重的长者，他不仅具有科学家的睿智和渊博，更有举贤纳士提携后学的大家风范。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以自己正直的道德品性，和善的处世哲学，严谨的工作风格，潇洒的人生态度，在我们心目中树起一座人生的坐标，学术的丰碑。

刘承基教授年轻时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原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参加过东江粤赣湘纵队的革命战争。戎马生涯练就了他一身正气和刚直不阿、淡泊名利、潜心学问的品质。他从不趋炎附势，却也并不清高孤傲。他在做了8年普通外科后，改学神经外科，师从于上海华山医院的史玉泉教授。史教授与刘教授的学问及人品相得益彰，两人互尊互敬、志同道合，在神经外科界传为佳话。

刘教授博览群书，始终瞄准世界神经外科的发展前沿。他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国内第一个开展经股动脉插管选择性椎动脉造影技术，他也是最早开展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和小血管架桥术的前辈之一。他在我国第一个完整提出脑血管病外科学的一系列基础理论及学术观点，出版了第一本脑血管病学外科的专著《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这本书已两次再版并多次印刷，是神经外科界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他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微侵袭神经外科”的概念，创办了第一本《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他心灵手巧，经常自已修理或制造一些外科手术器械，如动脉瘤夹、颅骨骨洞钮扣、金链脑室造影器械等，都是他揣摩和研制出来的。在没有CT、MRI等检查手段及物质十分匮乏的七十年代里，这些器械极大地提高了医生的诊治水平。记得当时进口动脉瘤夹极为昂贵，国产动脉瘤夹尚未研制成功，刘教授就用丝线结扎动脉瘤颈的方法治疗颅内动脉瘤。在显微镜下，刘教授娴熟地分离动脉瘤，绕过丝线结扎瘤颈，每次都让我们看得惊心动魄，抚掌叫绝！如今他已八十多岁高龄，雄风始终不减当年，依然活跃在手术台上，技巧仍是那样娴熟，动作仍是那样矫健，像一坛陈年的美酒散发着幽香，让人回味无穷。他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驾轻就熟的手术技巧，表达出对神经外科的无限挚爱。

刘教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与夫人苏延华教授既是伉俪又是战友，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苏教授是妇产科专家，他们在学术上经常切磋，相互支持。在刘教授主持的胎脑垂体移植的研究中，苏教授一直担任内分泌学方面的监测和指导。刘教授则在细胞培养和移植技术方面大显身手。如今他们均已两鬓斑白，儿孙绕膝，但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闲暇之时，或携手散步，或含饴弄孙，那情那景构成了整个一幅夕阳无限好的画面，着实羡慕煞人！神经外科是个高风险和高劳动强度的学科，家庭的和谐和稳定，是事业坚如磐石的基础。它不仅保证我们有充沛的精力去创造，更有愉快的心情去享受每一天的快乐。在这方面，刘教授无疑又是我们的楷模。

1973年我大学毕业那年被分配到南京军区总医院骨科，一年后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外科大轮转，神经外科是我轮转的最后一个科。进科不久，刘教授推荐我读的第一本英文杂志就是“神经外科五十年”。他用自己对神经外科的热爱及深刻理解，深入浅出地向我描绘神经外科的发展前景。他说：“大脑是人体最复杂而又最奥妙无穷的器官，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我们去探索和发掘，就像公园里一块荒芜的角落，可以有无限的空间去创造发展。”他从听神经瘤的定位诊断到脑动脉瘤的手术演示，真的把我带入了一个奥妙无穷的世界。对学生，他倾其所有，诲人不倦。他认为，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1、能吃苦。要学习一辈子，艰苦工作一辈子。2、要有牺牲精神。神经外科当时的检查都靠造影，医生要接受大量X-射线。3、手要好。可能是心灵手巧的意思吧。他觉得我是可造之材，故力推荐我改行做神经外科医生。在短短的6个月神经外科轮转中,刘承基教授渊博的知识，漂亮的手术，精辟的病例分析以及儒雅的艺术修养，都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决定作一名神经外科医生，跟随刘教授的足迹，在这条路上执著地走下去。

回顾我从事介入神经放射学的过程，冥冥之中也感觉似乎是刘教授与上苍珠联璧合的导演。在我轮转期间，他手把手地教我Seldinger插管技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导管。1977年当我调离南京军区总医院去301医院时，他送我的礼物竟然也是一根导管！应用这根导管，我到301医院后首次开展了这项技术。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天刚开始，由邓小平任名誉主席的中法医学交流启动，法国代表团团长、巴黎第七大学医学院院长乌达尔教授到301医院来讲学。时任神经外科主任的段国升教授组织了大型的讲学及查房活动，当查到我管的病床时，我介绍的是一位脊髓血管畸形的病人。乌达尔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及先驱，他饶有兴趣地问了许多问题。当问到用什么做血管造影诊断时，我拿给他看我们要做脊髓选择性造影的导管，正是刘教授送的那根，我已反复用了多次，弯弯曲曲的导管真像一个蛇杖。以后的事情则更是戏剧化，乌达尔教授不仅很快寄来了几根导管，更寄来了邀请我去法国学习的正式信函。

1982年，我踏上了去法兰西留学的飞机。自此，开始了介入神经放射学的新征程。每当我面临新的挑战或问题，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去请教刘教授。他是长辈，更像挚友。他深刻细致地分析指导,总能让我茅塞顿开,每次谈话都让我有一种大彻大悟、痛快淋漓的感觉，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我赴法国之前，我特地去南京拜访刘教授，再次聆听他的教诲。他告诉我法国是神经科学特别是介入神经放射学的发源地，要像一块干透的海绵尽量去吸収更多的知识，要学好语言才能学到其真谛。这次出国前的谈话，让我铭记于心直至现在。“像一块干透的海绵去吸収更多的知识”这一至理名言，始终都在鼓励我和我的学生们。

如今我已在这个领域中奋斗了三十多年，倍尝了艰辛，也享受到了无限的快乐。闲暇之时，我常常自忖，是上帝早已安排好了这一切，还是幸运女神对我格外的青睐！我实在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刘教授这样一位恩师。

刘教授在学术上严谨治学、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在中国神经外科界更是有口皆碑。他经常教导我们，医生要天天看书学习。他常常向我们引用临床医学之父奥斯勒（Osler）的话：“身为一个医师，不读书居然能够悬壶，的确令人惊讶。但因此而表现拙劣，绝不令人意外”。“对执业医师来说，世界上所有相关的知识，他们都必须知道，而且都必须尽快地知道。”他对国内外文献博闻强记，烂熟于心，我们一起到巴黎开国际会议时他都能随口说出发言者在何时何本杂志上发表过何种见解或文章。他的著作和文章发表前都要反复核对，要求自己不能出一个错字。对每一个字的翻译都要求准确无误。“正常脑灌注压突破”现象，“微侵袭神经外科”这些词的中文翻译均源自于刘教授之手。记得他第一次提出微侵袭神经外科这一词时，对“minimally invasive”这个原文反复斟酌，并发出几十封信征求全国各位专家的意见，最后定夺。此事不禁让人想起唐朝诗人贾岛的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推敲”故事。

2000年刘教授主编《脑血管病外科学》第一版时，曾邀我写几章有关介入的内容。对刘教授交办的事，我从不敢怠慢，认真核对了数遍自认为不错才寄出。不久，刘教授改好后又寄回征求我的意见，手捧这份修改稿，看到改后的文稿焕然一新，文笔流畅似水，插图栩栩如生，顿觉自己浅薄太多，羞愧汗颜！

刘教授的严谨不仅出自他的治学态度，还来自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及艺术修养。我们刚开始学习翻译英文文献时，几乎每篇都请刘教授改过，满篇生涩的语句，经刘教授的妙笔一改，顿时生辉。从那时起，对翻译中要“信、达、雅”，我才有了十分透彻的领悟。

刘教授的文化底蕴还体现在传统文化的造诣上。他写诗作赋，舞文弄墨都达到一定意境，他的书法无论是篆隶楷草，都是信手拈来，挥毫而就。他给Yasargil教授写的“德艺双馨，世纪良医” 的条幅，一直悬挂在Yasargil教授的家中。他为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题写的科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全力以赴，尽善尽美”十六个字，高悬在我们的办公室内，与对面墙上历任科主任赵以成、王忠诚、丁育基教授的大幅照片相映生辉。科训是以隶书写成，其蚕头雁尾之豪放，中宫方整之朴茂，显得端庄典雅，飘逸秀隽，实有汉隶浑厚雄奇之势。这条科训不仅天天在激励我们，更作为墨宝制品馈赠给每位进修生和研究生珍藏。这些艺术的修养与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融为一体时，则将手术操作、著书立说都升华到了艺术的境界。看刘承基教授做手术，读刘教授的文章实在是一种享受。

艺术和科学都在延伸其边界，寻找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从无穷大到无穷小，我们一步步地征服越来越多的空间，在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强化对世界的认识。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我们都希望认识得更多。

几千年来，对于人类大脑的功能，从中国古代医学《黄帝内经》中的认识，到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脑室灵气”理论。从宏观到微观，从大体到分子，各种研究和发现，可以说是细微全面似乎已达极致。但我们对它的认识已经穷尽了吗？没有，也许永不能穷尽，因为人类用自己的大脑去研究大脑，岂不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种探索的奥妙对我们有着巨大的诱惑！

呵！妙不可言的大脑！我们毕其一生,可能也仅是取得沧海之一粟。科学和艺术的互相渗透，哲学和科学的相互融合......每个人的理解都会赋予大脑无穷的生命力和魅力，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其中，哪怕在攀登科学顶点的途中被碰得遍体鳞伤，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刘承基教授对我们的教育和激发出的无尽动力。

注：该文作为序三刊登于2013年5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脑脊髓血管外科学》。

德艺双馨世纪良医

——祝贺刘承基教授百岁华诞

作者：凌锋

注：该文已发表于《中国脑血管病杂志》2021年第18卷第10期第665～666页。

刘承基教授教我做颅内动脉瘤开颅动脉瘤颈线扎术

——纪念刘承基教授百年华诞

作者：马廉亭 马生辉

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外科

解放军神经外科研究所

国家重点学科神经外科

马廉亭教授与刘承基教授合影

1.刘承基教授帮带手术概况

2.帮带手术病例报告

图3.马廉亭等于1987年在《武汉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颅内动脉瘤直接手术的体会》

3.刘承基教授教我学做开颅动脉瘤颈编织线结扎术

我一直不相信刘承基教授已到了期颐之年。他老人家在我心目中总会那么睿智儒雅，豁达恬淡，严于律己，与人为善。虽不高大，却令人仰望，花甲的形象多年不变。

我没有凌锋教授、沈建康教授那么幸运，受刘承基教授的耳提面命，悉心指导，但我始终以他老人家为楷模。在生活、学习、工作、待人处事等方面向刘教授学习，将刘承基教授尊为老师!

刘承基教授在南京求学期间就已参加了革命，是医学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地下党员，当年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不远万里，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到达广东的东江纵队，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外科军医，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刘承基教授在创建南京军区总医院和主持神经外科工作中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带领全科在中国神经外科学界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取得了大量优秀成果，是我国最早开展手术夹闭治疗脑动脉瘤的少数专家之一，那时我们都在学习他的论文。刘承基教授在我国首先提出了“微侵袭神经外科学”的概念，并为这门新学科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刘承基教授在我国神经外科领域内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但刘承基教授始终虚怀若谷，不矜不伐，总是那么谦虚谨慎，平等待人。

有一次在参加广东省惠州市举办的学术活动后，刘教授抽空前往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工作的野战医院旧址。刘教授指给我们看当时医院的大概位置，医护人员洗晒绷带纱布的小河岸......，当然如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漂亮的现代化医院大楼耸立在前，刘承基教授颇为感慨地说：“真是今非昔比了！”。他没有更多地给我们讲述过去紧张的战斗生活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但我知道他是心怀宽慰的，正是因为有像他们这样的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栉风沐雨，艰苦奋斗，默默地奉献，迈过了历史长河中属于他们的那段璀璨行程，才有如今盛世繁华！我接触过的不少老革命英雄皆是如此，他们功成不居，劳而不怨，没有高谈阔论和夸功摆苦。我要求自己向刘承基教授这样的老前辈学习，永远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但身负使命时，万苦不辞！

刘承基教授恭德慎行，为世师范。他识人、育人，荐人、用人，不设户牖，为贤是育。他培养的凌锋、沈建康、史继新等都是我国神经外科领域的杰出人物，凌锋教授更是成为我国神经介入放射学的创建人。刘承基教授撰写的《脑血管外科学》（第1版名为《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是我国第一部脑血管病外科学的权威著作。我认真学习了这本著作，更觉文笔酣畅、行云流水、旁征博引、淋漓尽致，读起来甘之如饴，受益匪浅，受用终生。刘承基教授为了撰写这部著作查阅了海量的文献资料，多年来，每天晚上在楼梯旁的小书桌前秉灯苦读，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总结，不论寒冬酷暑，真是“君子之为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刘承基教授临床经验丰富，又能克勤朝夕，终成此皇皇大著。我多年来始终将这本书作为临床圭臬。

记得有一年在武汉参加全国神经外科大会，我在一个分会场发言，讲的是《脑动静脉畸形栓塞治疗的并发症》。全体大会的主旨发言结束后，听众就分散到各个分会场，各取所需，我演讲的台下听客寥寥无几。登台后却发现刘承基教授站在最后一排，非常认真地听我所讲，我立即提起精神，一口气完成报告。下台后刘承基教授找到我说：“这个报告很好！我们不能只报告或只听取成功的一面，关注并发症更为重要。‘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预防并发症可以使患者少受痛苦，对提高治愈率至关重要！”刘承基教授的教诲我一直牢记在心，在日后的工作中特别注意并发症的防治，尽量减少并发症给患者造成的损害。直到现在我还经常给学生和年轻医生们讲解并发症的防治问题。

刘承基教授的书法是我所爱，其笔墨功夫可以用“沉静流远，古朴精神”来形容，所书词句也无不志存高远，励行立德。

记得2015年3月，黄胜平教授患病卧床，因已是恶性肿瘤晚期，中西医皆已束手无策。看着这位同事的痛苦煎熬，我们无不感同身受，焦虑万分，总想能给他一点点帮助和支持。此时，我想到了我们尊敬的老师刘承基教授肯定能给他鼓励。我立即请《中国脑血管病杂志》编辑部史元主任同刘承基教授联系，请他远赐墨宝。刘承基教授当时也是重病在身，可老人家二话没说，欣然挥毫写下“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为圣人之勇也”（图1），这是《庄子·秋水》中的句子，鼓励胜平临大难而不惧，以圣人之勇面对病魔！在史元主任的帮助下，这幅书法很快就寄至广州，我们装裱好后送到黄胜平教授的病床旁。老师的谆谆教诲给予病中的学生极大的鼓舞。刘承基教授爱才惜才的情怀更令我感动。

刘教授赐我的墨宝是白居易的诗句“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行书、隶书各一幅（图2，图3）。我将行书那张精心装裱在墙，每日欣赏。这十个字，既是对刘承基教授品格的写照，也是我的座右铭，使我深深体会到刘老关爱后生的温暖。人及老，要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诱，淡泊平静，永保晚节。我也已年及80岁，始终以刘承基教授为榜样，“如莲不染于淤泥，似梅侵于霜雪”，忠于党的卫生事业，不辱中国共产党员的荣誉。

刘承基教授百年华诞，我仿李清照填了一首长短句献给他老人家：

刚刚庆祝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又迎来刘承基教授百年华诞，真的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

刘承基教授是新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也是我最尊崇的一位医界大家。遗憾的是，我没有在他直接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无法全方位介绍他的丰功伟绩。但从几十年来有限的交往和所见所闻及一些“小事”中，可以充分体会到这位大家的风范和品格。

刘教授学识渊博，心灵手巧，言谈风趣，衣着得体，典型的知识分子。我一直以为他是新中国接收的“旧知识分子”，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他曾经是“中共地下党”时，着实吃惊：如此儒雅的学者怎么能是“地下党”？

众所周知，刘教授是国内引进“微侵袭神经外科”概念的第一人，而且就“minimally invasive”究竟应该译成“微创”还是“微侵袭”，他专门发信、发文，征求同行的意见。刘教授认为“invasive”应译为“侵袭”“侵犯”，而非“创伤”，minimally invasive neurosurgery译为“微侵袭神经外科”更为适当贴切。我认为，尽管目前业界对该译名尚未完全统一，但刘教授的这种引经据典极其严谨的作风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论年龄，刘教授比我的老师段国升教授小两岁，同辈人。但他谦虚地称段教授为他的“启蒙老师”，赞誉段教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博学多才，谦虚大度”，在他面前树立了一座“学术导师的高大丰碑”。

大约在1994年，原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组织军内专家编写《手术学全集》（共13卷）。在《神经外科卷》的定稿会上，一位著名专家悄悄告诉我：“老周，你知道我负责的那部分是怎么写的吗？我口述我的学生记下来就成文了”。正当我愕然又不知道该如何应答之际，我们的谈话被旁边的刘承基教授听到了，他立即回敬一句：“老X，你的文章就是这么写的呀！”一件事可以看出，刘教授如何做学问。关于“红包”问题，刘教授说过“不值得为了那几个钱坏了一辈子的名声”。一句话可见他怎样做人。

我知道刘教授年轻时抽过烟，以后戒了。但前些年，他又抽上了。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答：“八十多岁了，该得的病早就得了，现在抽点不要紧了！”如此豁达、坦然，定能长寿。果不其然！还是八十岁，刘教授决定“金盆洗手”，不再亲自上台，操刀手术。但他依然关心南京军区总医院和全军、全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

百年华诞之际，恭祝尊师刘承基教授幸福安康！

刘承基教授是我尊敬的前辈，他在南京工作，我在天津，也许有缘，我多次与他交往，留下深刻印象（记忆）。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与医疗器械厂合作研制颅内动脉瘤夹及持器，刘教授来信要一些用之，我们派人送去试用。当时美国医学会赠给我们一批神经外科书籍和杂志，刘老需要一些，如Gray's解剖学及神经外科杂志，我寄给他，他回信谢谢，非常高兴。

1984年，我们与天津人民制药厂研发BCNU治疗颅内胶质瘤，小组成员：尹昭炎（北京）、康镇生（上海）、王兆铬（天津）和我，曾到南京请刘教授指导，他非常支持，嘱咐我们仔细观察，该药可降低白血球，慎用。后来，该药在全国应用取得较好效果。他是我国颅内动脉瘤手术治疗的先驱者之一，1987年出版第1本《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而后再版《脑血管外科学》及后来与凌锋合编著的《脑脊髓血管外科学》，每次都签名送我一本。

几年前，刘教授病后在家休息，我与马廉亭主任专程到南京看他，后来刘老通过《中国脑血管病杂志》编辑部史元主任赠我一幅珍贵的墨宝：王勃五言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刘老对晚辈之关爱，平等相待，感人至深。一次南京开会后我到中山陵参观，史继新主任陪我，我对史教授说不用陪，自己可以，他说这是刘教授安排的。更让人感动的是，多年前在南京开全国神经外科学术会，为刘承基教授主持。当天晚宴聚餐，阴雨连绵，在淅沥的雨中刘教授打着伞在场外的路口迎接每位代表，有位年长的代表感慨地说，“真是古圣贤的道德风范！高山仰止......”

刘承基教授学识渊博而谦逊，位高而低调，确实是学人的楷模，我辈的榜样。祝刘教授生日快乐！

刘承基教授是我国神经外科界知名的教授，也是我国神经外科和我国军队神经外科开拓者之一。他的为人和学术水平堪称德艺双馨。我和刘教授又是同乡——河北保定清苑县。过去中国有句老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如今却是“老乡见老乡，喜气洋洋”。每次我见到他都是红光满面，腰板挺直，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其实我和刘教授神交已久，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就从《中华外科杂志》上读到他不少的文章。我尤其佩服他写的最多的文献综述，他写的综述涉猎广泛，知识面广，针对性极强。当时我就想刘教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怎么能看那么多的书和文献呢？他为我以后翻译文章和撰写综述树立了榜样。

记得第一次见到刘教授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5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神经外科蛛网膜下腔出血专题研讨会上。会后大会及《中华外科杂志》编辑部委托我为大会写一篇会议纪要。因当时我是个年轻的主治医师，难当此重任，结果是刘教授帮助我把研讨会上数十篇发言内容分专题进行归纳总结，终于完成了此纪要的编写，此纪要在《中华外科杂志》发表。在帮助我写作的过程中，刘教授思路敏捷，重点突出，分门别类，使我获益匪浅。让我学到了老专家学术上科学客观的态度，为我今后治学起到了引领作用，这也体现了老专家对年轻一代的关怀与帮助。

刘教授一生坎坷，在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占华北之时，他们全家从河北一路向南逃难，历尽千辛万苦。抗战时期，中央大学西迁到重庆，他在重庆学习时，住的是竹排搭建的房子，非常简陋，而且教学设备和图书奇缺。但同学们学习热情不减，除生活困难外，还得不时跑空袭，经常遭受日本的轰炸。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完成了大学学业。在大学时他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毕业后又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东江纵队（广东），进行革命活动。他不但是知名的学者，还是一位老革命，这怎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还有一件小事使我对他佩服不已，那就是20世纪八十年代（1986年），由他主办的全国显微神经外科专题座谈会，上千人的大会每位代表都有一个胸卡，胸卡上有参会人员的姓名和单位，而这上千张胸卡都是由刘教授亲自用毛笔小楷一笔一划地书写制作。这说明了刘教授办事认真的程度，对工作的负责态度。我想这个胸卡可能是世上所有学术会议中唯一的毛笔手写楷书的胸卡了。至今，此胸卡我仍然保留，每每见之，亲切如初（图1）。

为了神经外科学科发展，他创办了数种学术刊物。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和凌锋教授联合创办的我国第一本《中国脑血管病杂志》。刘教授是这本杂志的主编，这本杂志不但刊登学术文章，而且还发表一些纪念我国神经外科前辈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介绍和怀念我国神经外科前辈薛庆澄教授的文章。编辑部委托我编写，这篇文章就是刘教授亲自为我修改的。他就文章的题目、内容，一一为我修改。我记得该文刘教授为我了修改了三次之多，仔细得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说明他做事之认真，也体现了刘教授对神经外科老前辈的敬仰之情。

写到此，刘教授那亲切的面容又浮现在我面前。亲爱的刘教授，我的恩师和老乡，在您百岁华诞之际，祝您健康长寿，永葆革命青春！

刘承基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基金（简称：N to N基金，意思是Neurosurgeons to Neurosurgeons）是2012年在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下以刘承基教授名字成立的，时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会长凌锋教授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

刘承基教授不仅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是中国神经外科的泰斗，而且在书法和绘画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为帮助广大基层医院的神外医师提高技术，刘承基教授持续捐出墨宝，由国内神经外科医师捐款收藏（或单纯捐款），所得款项全部捐入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用做帮助基层医院神经外科医师的培训。

截止至2021年10月，N TO N基金共募集捐款300多万元。资助基层优秀神经外科医生前往高级医疗中心进修学习、参加学术会议，向基层医师捐赠显微手术器械等共惠及16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