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神经外科的Anthony M. DiGiorgio等对此进行研究，并于2019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神经外科医师年会上，口头报告酒精和药物影响GCS评分评估TBI患者意识和神经功能的结果。

——摘自文章章节

1974年提出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是通过对患者睁眼、言语和运动等反应评分，用以评估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意识水平。临床上，GCS评分已广泛应用于TBI患者昏迷程度的评估。然而，酒精和药物可影响患者的意识水平及生命体征。对酒精和药物是否干扰GCS评分的效应，尚未明确。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神经外科的Anthony M. DiGiorgio等对此进行研究，并于2019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神经外科医师年会上，口头报告酒精和药物影响GCS评分评估TBI患者意识和神经功能的结果。

该回顾性研究纳入作者所在临床医学中心从2013年至2017年间收治的468例TBI患者。入组患者数据来源于，①早期使用ICD-9筛选出编码850.11至854.60 或800.10至804.62的患者；②后期改用ICD-10筛选出编码S060X1A至S061X9A 或S06330A至S069X9A的患者；内容包含硬膜外出血、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挫伤及颅骨骨折等类型。除外穿透性创伤者和急诊科出院病例。研究的主要指标包括，入院时最初的GCS评分（GCS-1）和药物滥用筛查结果；神经外科会诊记录中GCS评分（GCS-2）以及两次GCS评分的差值（ΔGCS）。随后，根据上述指标评估酒精和药物对GCS评分的影响。

468例TBI患者中，男性364例（77.4%），平均年龄42.3岁。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49.4%，硬膜下血肿占46.8%，脑挫裂伤占45.7%，硬膜外血肿仅占10.0%。此外，51.3%患者有颅骨骨折（表1）。

表1. 入组患者的基线资料。

药物滥用史筛查结果，217例（46.4%）患者初筛阴性；104例（22.2%）检出含有多种有毒物质，最常见是酒精，109例（23.3%）；其次大麻105例（22.4%）。此外，94例（20.1%）为苯二氮卓类药物、48例（10.3%）阿片类药物和41例（8.8%）可卡因。药检阳性患者死亡率为26.1%，阴性患者的死亡率为39.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患者的GCS-1与GCS-2评分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6±4.0:7.9±3.8；p＜0.001）。药物滥用的患者GCS-1和GCS-2评分之间的差异极显著（6.3±3.9:8.0±3.6；p＜0.001）。药物滥用组与初筛阴性组患者GCS-1评分相近（6.23±3.86:6.47±3.52；p= 0.677）；药物滥用组平均ΔGCS明显高于初筛阴性组（1.74±2.4:0.75±2.7，p＜0.001）。

药物滥用组患者实施ICP监测的比例明显高于初筛阴性组（19.2%:12.2%；p=0.043）。排除16例因症状加重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后，研究结果无明显改变（GCS-1：6.50±4.00，GCS-2：7.90±3.79；p＜0.001；药物滥用组ΔGCS：1.716±2.65，初筛阴性组：0.575±2.39；p＜0.001）。

该研究表明，苯二氮卓类药物与ΔGCS相关。单独滥用酒精、大麻、阿片类药物或可卡因与ΔGCS无明显相关性。但是，多种药物滥用与ΔGCS密切相关。在多种药物滥用的患者中，酒精组62例患者与非酒精组45例患者的ΔGCS无明显差异（1.57±2.23:2.36±2.81；p=0.122）。

在187例GCS评分3分的患者中，150例患者药检阳性。其中，94例第二次GCS评分有所上升。54例（57%）患者检出酒精；48例（51%）是苯二氮卓类药物，46例（49%）为大麻，23例（24%）可卡因和18例（19%）阿片类药物。GCS评分＞3分的患者的ΔGCS小于GCS评分3分的患者。GCS评分＞3分的初筛阴性的患者，GCS-1与GCS-2之间的差异不明显（9.15±3.6:9.36±3.7；p=0.274）。

综上所述，作者指出，酒精和药物的有毒物质干扰TBI患者GCS评分结果，从而影响临床决策、疗效评估及预后分析。因此，建议对TBI患者进行药物滥用史调查，及早消除酒精和药物等有毒物质对GCS评分结果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