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血管顺应性成像技术在评估烟雾病患者血管重建术效果中的临床应用丨《Neurosurgery》（中文版）脑血管病分册 - 脑医汇 - 神外资讯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由刘青林编译，李刚教授审校：“ 脑血管顺应性成像技术在评估烟雾病患者血管重建术效果中的临床应用”，欢迎阅读、分享。

原文：
Clinical Use of Cerebrovascular Compliance Imaging to Evaluate Revascularization in PatientsWith Moyam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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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Jennifer M. Watchmaker, PhD1
Blaise deB. Frederick, PhD2,3
Matthew R. Fusco, MD4
Larry T. Davis, MD5
Meher R. Juttukonda, PhD1
Sarah K. Lants, BA1
Howard S. Kirshner, MD6
Manus J. Donahue, PhD1,6,7

作者单位：
1.Vanderbilt University of Institute of Imaging Science,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Nashville, Tennessee;
2.Brain Imaging Center, McLean Hospital, Belmont, Massachusetts; 3.Consolidated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ssachusetts;
4.Department of Neurological Surgery,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Nashville, Tennessee;
5.Department of Radiology and Radiological Sciences,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Nashville, Tennessee;
6.Department of Neurolo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Nashville, Tennessee;
7.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Nashville, Tennessee.

编译：
刘青林

审校：
李刚

背景：

烟雾病患者常接受血管重建术治疗，然而目前尚无评估手术有效性的常规手段。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hy，DSA）是评估手术有效性的金标准，但该方法带来的电离辐射和操作风险使其无法成为监测脑实质健康状况的最佳常规手段。

目的：

探讨血管重建术前后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无创性测量的脑实质血管顺应性与DSA指标相比能否评估血运重建成功。

方法：

对血管重建术前后接受DSA及MRI检查的20例（侧）大脑半球进行分析。应用高碳酸3T梯度回波血氧水平依赖性MRI成像获取脑血管反应性（cerebrovascular reactivity，CVR）加权图像。分别应用标准创新算法（i）定量计算相对CVR（rCVR_RAW），并将相对血管反应性分解为（ii）相对最大CVR（rCVR_MAX）和（iii）代表脑实质从接受刺激到达到最强血管反应强度所需要时间的指标，即CVR_DELAY。根据DSA可见的新生血管生成情况将患者分为手术结局良好及结局不良两组，对两组间手术前后各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符号秩检验；显著性指标：双侧P<0.050）。

结果：

在DSA证实有明确侧支吻合形成的大脑半球，血管重建术后rCVR_RAW较术前升高（P＝0.010）而CVR_DELAY较术前降低（P=0.001）血运重建不良大脑半球手术前后无明显变化。两组非手术大脑半球血运重建术后rCVR_MAX无显著变化，各MRI指标均无显著变化。

结论：

血管重建术后，以脑血管反应时间缩短为主要表现的脑实质顺应性改善常伴有DSA所示侧支血管形成，这可能有助于纵向监测手术结局。

烟雾病以颈内动脉（internal carotid arteries，ICAs）床突上段及其近端分支的进行性狭窄及侧枝代偿血管形成为特征性表现^[1]。目前尚无药物可以阻断或逆转烟雾病的进展，对烟雾病的治疗主要集中在通过外科血管重建术来改善脑血流（cerebral blood flow，CBF，mL血量/100g脑组织/分钟）^[2,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血管重建术可以改善烟雾病患者的结局^[4-6]；然而，由于缺乏能客观评估最低风险情况下结局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血管重建术后脑血流动力学随时间而改善的过程尚未完全阐明。因此，只能通过患者症状的改变、卒中复发情况，或者单次或有限次的造影检查结果来大略判断手术是否成功。另外，只有少数研究对直接及间接手术的结局进行了直接比较^[7-9]，根据患者的血管及组织特征来为患者选择获益最大的治疗方式是合理的。

只能通过症状改善及侧枝血管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可视化改变对手术是否成功进行定性判断是进行正式的功效试验的障碍之一。尽管DSA可以从解剖结构上显示侧枝血管网，但其提供的空间信息有限，并且对组织水平上的CBF变化并不敏感。此外，DSA 带来的电离辐射及操作风险使其并不适用于对患者的长期监测。因此，血管重建术影响脑实质功能的机制及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尚未完全阐明，能提供与 DSA 相似或者额外信息的影像学检查方法或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高碳酸脑血管反应性（cerebrovascular reactivity，CVR）加权成像是有望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之一^[10-14]。CVR 加权图像的原理是脑组织可以反应性自动上调脑血容量（cerebral blood volume，CBV，mL血量/100g脑组织）以代偿颅内动脉狭窄或闭塞性病变导致的脑灌注压下降。通过施加血管扩张刺激因素（如乙酰唑胺、屏气或轻度高碳酸血症），或可评估相应的脑组织充血反应，其在自动调节储备能力以内（或附近）可以被自动调节所减弱。该方法已经被应用于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15-17]及MRI-CBF^[18-22]等研究；然而，这些方法有需要外源性对比剂、电离辐射，以及对延迟的血流到达时间敏感性差等缺点。

无创性高碳酸血氧水平依赖性（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BOLD）MRI可以定性反映CBF和CBV的变化，并且记录较长时间内组织水平的血流动力学特征随血流到达及血管反应时间的变化。最近的研究表明，继发于脑血管疾病的新生侧枝血管与正常小动脉在血管活性特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3]。这些结果提示，除脑实质血容量及血流量大小（通常指CVR）发生变化外，脑实质血管对扩血管刺激反应达到最大强度所需时间及脑灌注压逐步下降所需时间等指标在新生血管及正常脑实质血管之间可能存在明显不同。上述指标均可使用无创方法进行测量^[24]，并可能为判断血管重建术成功与否提供信息。

重要的是，临床上需要一种无创的技术手段对烟雾病患者的手术结局进行监测，但是，这些方法首先应能与目前公认的血管造影技术进行直接对比。在本研究中，我们对烟雾病患者在血管重建术前后应用作为金标准的DSA以及高碳酸BOLD-MRI进行评估。本研究的首要目标就是阐明DSA所见的侧枝血管形成情况与MRI采集并经传统方法分析的CVR 变化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次要目标为对MRI数据进行新型时间延迟分析，以揭示（i）血管反应的强度还是（ii）到达最强血管反应所需延迟时间是反映血管重建术后血管反应性变化的最佳指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明确这些MRI参数能否提供与DSA所表现的侧枝血管形成范围相似的信息，并为评估血管重建术的效果提供一种无创的替代参考指标。

方法

本研究经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核批准。对2011年3月至2016年3月之间在我院临床神经外科就诊并拟诊为烟雾病的患者进行DSA及BOLD-MRI 检查，作为临床标准治疗的一部分，所有症状性烟雾病患者均接受血管重建术治疗。根据颞浅动脉（superficial temporal artery，STA）的直径来决定施行直接或间接血管重建术。在术后12个月左右对所有接受血管重建术的患者行术后DSA及BOLD-MRI复查。在研究期间，共有68例患者经DSA确诊为烟雾病，其中66例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66例患者中，符合下述入选标准者纳入本研究队列：（i）单侧或双侧半球接受血管重建术；（ii）术前及术后均行DSA检查；（iii）术前及术后接受BOLD-MRI检查。匹配与烟雾病患者年龄相差10岁以内的健康成人（n=9），经知情同意后纳入本研究，作为BOLD-MRI指标的参考标准。

血管重建术

除1例患者外，其余患者均接受间接血管重建术。接受直接血管重建术的患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渐进性缺血症状，同时其STA直径较粗，因此我们为其实施了直接STA和大脑中动脉（middle cerebral artery，MCA）分流术。我们采取的主要间接血管重建术式为脑－脑膜－血管融合术（encephaloduraoarteriosynangiosis，EDAS），在该术式中颞浅动脉被直接缝合于脑皮层或硬膜。1例手术为脑-肌肉-血管融合术（encephalomyosynangiosis，EMS），该术式与EDAS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其不单独分离STA，而是将颞肌连同其内的血管一起分离并贴敷于脑组织表面。为该患者实施EMS手术的主要原因是其STA直径较小但颞肌较发达。鉴于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DSA及MRI评估手术效果的一致性，而非血管重建术类型对侧枝血管形成的影响，因此类型不同的血管重建术方式并未作为本研究的排除标准。

图像采集

采用3.0T Achieva扫描仪（Philips Healthcare, Best, The Netherlands）进行MRI检查。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烟雾病患者均行诊断性动脉插管DSA，在双侧颈总动脉注射对比剂造影，如血管条件允许则同时进行双侧颈内动脉ICA和椎动脉和选择性造影。

解剖学成像

T2加权液体衰减反转序列（fluid-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FLAIR；空间分辨率=0.91×0.99×5.0mm³；重复时间（repetition time，TR）/回波时间（echo time，TE）/反转时间（inversion time，TI）=11000/120/2800ms），三维T加权成像（空间分辨率=1.0×1.0×1.0mm³；TR/TE=9.0/4.6ms），弥散加权成像（空间分辨率= 0.9×0.9×5.0mm³；TR/TE 9636.6/92.6ms，b=0和b=1000s/mm²）用于检测脑梗死灶。

脑血管反应性加权成像

CVR加权图像的获取方法与既往的报道一致，其吸气模式为两个持续3分钟的碳氧混合气模块（5% CO₂，95% O₂），并间隔吸入室内普通空气^[25,26]。在对照组，我们使用相同的吸气模式来评估碳氧混合气与高碳常氧气对输出结果的影响。全脑（层数=31）单次梯度回波-回波平面成像BOLD图像采集的空间分辨率为3.0×3.0×3.5mm³，TR/TE=2000/35ms。

分析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由经专业委员会认证的神经放射专家（LTD）及神经外科专家（MRF）判定每个大脑半球的改良铃木评分（modified Suzuki Score，mSS）。mSS评分系统共分为0~4分，0分代表无狭窄及闭塞改变，4分代表MCA及大脑前动脉近端同时完全闭塞^[1,27]。如图1所示，血管重建结果基于DSA图像上MCA区域内再生血管的数量进行判定。一位经委员会认证的神经放射学专家及一位经认证的神经外科专家在对脑血管图像结果不知情的情况下共同对DSA图像进行评分，并达成一致意见，作为与MRI数据对比的评分数据。

解剖学成像

一位经认证的神经放射学家对图像进行判读，以确定有无陈旧性梗死灶及梗死灶的大小（FLAIR相高信号病变≥3mm，T1相表现与脑脊液信号一致的低信号区）。该神经放射学家根据弥散加权成像序列图像和临床诊断标准判断急性梗死的情况^[28]。

脑血管反应性加权图像

使用FSL软件^[29]对数据进行处理，以校正运动（仿射，自由度=6）及基线漂移（高通滤波=0.0028Hz）。应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计算脑血管顺应性指标。首先，计算三维体素时间序列与在时程上与气体刺激模式一致的标准静态矩形回归值之间的z-统计量，并生成传统CVR图。然后通过除以双侧后循环区域中的平均z-统计量来对每个体素z-统计量进行标准化，以实现相对 CVR（rCVR_RAW）变化的组间对比分析。这种标准化过程的前提是烟雾病较少累及后循环，因此可以作为受影响较小的对照区域。然而，在1例患者中存在一侧大脑后动脉狭窄，因此在该患者中仅使用对侧无大脑后狭窄的后循环区域作为对照区域，进行标准化。

在本研究中，我们研究了一种不一定正确的假设，即所有体素在相近的时间内增加，并且能对z-统计量产生影响的只有幅度响应和时程躁声。我们还进行了时间延迟分析^[24]，以探索脑实质响应时间和响应强度各自的作用。在本研究中，在时间轴上计算与气体刺激模式相对应的上述回归变量，同时记录回归变量与体素水平BOLD时间过程关系最密切的时间点（CVR_DELAY），以及该时间点对应的最大z统计量（CVR_MAX）。然后通过如上所述的后循环区域上的最大z统计量的平均值对该最大z-统计量进行标准化，以计算rCVR_MAX值。通过时间延迟分析，可将CVR加权反应分解为从刺激开始到血管响应达到最强所需的时间和反映最大响应强度的统计量，该统计量与最大信号变化相对应。值得注意的是，血液到达时间差异及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功能失调等原因导致血管反应时间在时程上可能与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end-tidal CO₂，EtCO₂）变化不一致，这种二次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数据驱动结构，这种结构不依赖于所有的脑体素血管顺应性变化与 EtCO₂变化在时程上保持一致的假设。图2所示为典型的BOLD时间序列以及结合了rCVR_RAW、rCVR_MAX和CVR_DELAY的图像。

图像配准及感兴趣区选定

将图像配准至2mm层厚的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T1加权标准空间图谱上^[30]，并计算手术侧血管重建前后MCA供血区各指标的平均值（图，补充数字内容1）^[31]。使用同样的方法对非手术侧及对照组进行评估。保存MCA供血区CVR指标的测量值以进行假设检验。

统计学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假设为血管重建术成功的患者（DSA可见新生血管范围>1/3大脑中动脉供血区）与术前相比其术后rCVR_RAW值升高。本研究的次要目标为评估外科血管重建术对新型的血管顺应性指标RCVR_MAX及CVR_DELAY的影响。为了验证上述两个目标，将患者按新生血管范围大于1/3MCA供血区及小于1/3MCA供血分为两组，应用双尾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患者大脑半球手术前后的rCVR_RAW、rCVR_MAX及CVR_DELAY。双侧P值<0.05则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人口统计学

本研究纳入的烟雾病患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1。17例患者共26侧大脑半球符合纳入标准。3例患者因技术问题被排除：1例患者因气体传送问题（可能因为面罩密封性差）导致EtCO₂变化不理想（碳氧混合气刺激后变化<3mm Hg），1例患者因体内植入螺钉导致明显图像伪影，1例患者因幽闭恐惧症不能完成扫描。因此，最终14例患者共20例手术半球被纳入研究。

BOLD-MRI评估时间为血管重建术后13.9±6.6个月，应用DSA评估侧枝生成情况时间为术后12.8±4.8个月。DSA随访与BOLD-MRI随访的时间间隔为2.8±4.5个月。手术前后EtCO₂变化无显著差异（P=0.270）。在正常对照人群中，应用高碳常氧气与高碳高氧气（例如碳氧混合气）刺激后，所有血管顺应性指标均显著相关（图，补充数字内容2）。

血管重建效果

血管重建后依据DSA效果评分系统0/1/2/3分，分别分类为1/4/12/3侧大脑半球。

健康参与者与烟雾病患者的血管顺应性测量结果

对照组及烟雾病患者的术前血管顺应性指标测量结果组合图如图3所示。与对照组相比，烟雾病患者双侧rCVR_RAW及rCVR_MAX下降，而CVR_DELAY上升。

血管重建术前后血管顺应性测量结果

手术半球的血管顺应性指标测量结果组间比较情况如表2所示。与最初的设想一致，血管重建术后新生血管范围>1/3 MCA供血区的患者术后rCVR_RAW升高（术前 rCVR_RAW=0.46±0.26；术后rCVR_RAW=0.63±0.12；P=0.010）。血管重建术后新生血管范围<1/3 MCA供血区的患者CVR_RAW手术前后无显著变化（术前 rCVR_RAW=0.59±0.20，术后 rCVR_RAW=0.58±0.24；P>0.500）。两组中rCVR_MAX均无明显变化。

血管重建术后，新生血管范围>1/3 MCA供血区的患者术后CVR_DELAY显著下降（术前CVRDELAY=57.9±13.6s；术后CVR_DELAY=49.0±8.2s；P=0.001）。血管重建术后，新生血管范围<1/3MCA供血区的患者CVR_DELAY无显著变化（术前CVR_DELAY=50.4±6.0s；术后CVR_DELAY=52.9±14.3s；P>0.500）。因此，就血管重建术后新生血管范围 > 1/3MCA供血区的手术半球而言，平均rCVR_RAW和CVR_DELAY均可以对手术结局进行判断。任何血管顺应性指标在无明显血管再生的半球手术前后均无显著差异。图4为代表性病例（更多层面资料见图，补充电子材料图，补充电子材料3）。术前及术后血管顺应性指标测量结果如图5所示。

组间血管顺应性指标比较结果如图6所示。仅在新生血管范围>1/3 MCA供血区的大脑半球中可见rCVR_RAW值上升和CVR_DELAY值下降，而rCVR_MAX值未见显著改变。

讨论

关键结果总结

尽管已有关于烟雾病患者血管重建术后CVR变化的相关研究^[32-34]，但目前尚未见CVR与作为金标准的DSA图像上所见的侧枝血管变化之间的纵向对比研究。我们在血管重建术前后对烟雾病患者应用传统的CVR以及新型的时间延迟BOLD图像处理，发现了脑实质血管顺应性指标的变化，尤其是 rCVR_RAW和CVR_DELAY与DSA上所见的侧枝血管形成密切相关。

对BOLD图像进行时间延迟处理能提供比信号变化等定性指标更丰富的信息。既往研究发现，传统CVR分析在检测血管重建术后的手术应答中有较高的灵敏度^[32]，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此一致。另外，我们对这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扩展，使其包含了BOLD血流动力学反应功能的特异性时间特征。组间分析显示，在>1/3 MCA供血区新生血管形成的患者中，CVR_DELAY显著下降和 rCVR_MAX无明显变化，提示病变血管供血区的绝对储备能力（高二氧化碳刺激后容纳CBF升高的能力）并未完全耗竭，但反应时间延迟明显增加，这可能是导致传统分析中反应性指标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尽管静态的回归分析方法简单且最常见的BOLD CVR分析方法，对病变血管进行分析时，对结果的理解需谨慎，因为CVR的明显下降可能部分或全部是由平滑肌细胞顺应性的延迟所导致的。另外，当应用短时程刺激或EtCO₂时程进行回归分析时，如果血管反应延迟增加，则CVR 有可能被低估。在极端情况下，这些传统分析甚至可能产生与事实相反的的负性信号变化（如图2），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于刺激后信号强于刺激信号以及CVR_DELAY增加导致的血管盗血现象造成的。大多数CVR-MRI使用动脉自旋标记（arterial spin labeling，ASL）-MRI或BOLD MRI：ASL时间分辨率较低（4~8s）并且在典型的标记后延迟1.5~2.0s条件下，对超过T1动脉血到达时间（例如在3T磁共振为1.6~1.8s ）的延迟血流到达时间不敏感；BOLD-MRI刺激时间较短，并且只能使用气体模式或EtCO₂时程作为回归变量。值得注意的是，CVR_DELAY是一个以秒为单位的绝对值（距离刺激开始的时间，在所有的受试者之间均是如此），另外也有关于其他表示反应延迟的指标（如CVR_lagtime）的报道。CVR_lagtime是一个与受试者的整体血流动力学反应能力相关的指标。在广泛血管损害的情况下，如烟雾病，整体反应能力本身可能就是异常的，导致这种方法更加复杂而难以理解。在本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对CVR_DELAY和CVR_lagtime的一致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不同受试者之间这些指标显著相关（P<0.050）。

在本研究中，通过进行传统及时间延迟CVR分析，我们对新生血管的功能基础进行了研究。这种平滑肌细胞的新生小动脉可以对 PaCO₂和pH值变化作为更快的反应，导致传统CVR指标升高以及反应延迟缩短。值得注意的是，反应延迟时间明显超过了动脉循环时间（arterial circulation time，ACT），甚至在血管存在狭窄或闭塞性病变及通过侧枝通路延迟充盈（ACT~3s）患者中亦是如此^[22]。通过时间延迟回归分析，我们报道了一个表示ACT及最大血管扩张时间（在部分血管>20s）的指标。另外，支持新生血管导致了延迟时间缩短和反应性增强假设的一个证据是，间接血管重建术22年后，通过尸体解剖评估动脉生成情况的研究表明，新生成的血管具备典型的动脉血管三层壁结构（由平滑肌细胞的肌动纤维构成中层结构）^[35]。

临床上需要一种无创的手段来监测烟雾病患者的手术结局，因为很多患者在年轻时即被确诊，使用电离辐射进行一系列的成像带来的风险会贯穿患者的整个寿命。使用低浓度二氧化碳的CVR研究安全，患者耐受性好，无需使用外源性对比剂或其他特殊器械就能在临床扫描仪器上进行^[12,25]，并且受开颅所用耗材的影响较小^[36]。另外，该方法的空间覆盖率更大，并能反应组织水平的侧枝血管功能，而不是单纯反映大血管通畅情况。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呼吸刺激可以实现快速、可重复的PaCO₂调节，进而敏锐捕获血流动力学反应功能的时间参数（例如CVR_DELAY）。临床上还可以采用静脉注射乙酰唑胺的方式来评估CVR。无论是高二氧化碳气还是乙酰唑胺都是为了产生PH值诱导的血管舒张性变化，并作为血PaCO₂升高的结果，通过类似的机制降低血管周围的PH值。与注射乙酰唑胺相比，高二氧化碳气具备更多优势，包括其无创性，在单次扫描过程中可快速启动或停止以评估血管反应性的时间参数，以及较少的剂量限制或药物相互作用等。

局限性

本研究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中接受血管重建术的样本量有限，因此我们可能未能充分评估该组的术后变化。其次，在接受血管重建术的患者中，有更多的定量研究方法，如ASL，已经得到了评估，具备了以 mL/100g组织/min 为单位计算CBF的优势^[18,37]。然而，当血流到达时间延迟超过数秒时，由于血液磁性标记的持续时间有限（T1，_血流=1.6~1.8 s，3T^[38]），推荐参数下的ASL应用受限。在评估血管顺应性的合成图中，在深部白质可见大量区域性信号变化，这是由于3T MRI ASL成像法不能对延迟的血液到达时间进行精确测量所致^[39]。第三，对本组患者进行神经系统症状的评估是非常复杂的。这是因为即便手术成功，陈旧性梗死仍可导致持续性症状，并且我们发现持续性症状（如头痛、疲乏等）往往都是弥漫性的，难以客观评估其严重程度的变化。我们确实在随访中评估了新发卒中的情况，发现14.3%的患者出现新发梗死。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对患者进行长时间的监测，以评估新发或复发的症状性或无症状性梗死。第四，由传统静态回归分析法得到的术前rCVR_RAW在新生血管区域>1/3（0.46±0.26）及<1/3（rCVR_RAW=0.59±0.20）MCA 供血区的两个亚组中存在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未达到显著性的标准（P=0.330），但在其他研究中曾发现术前CVR可以预测手术结局，随访的血管顺应性图像显示术前CVR低的患者从手术中的获益更大^[33]。第五，在本研究中我们更加关注统计结果，而非信号变化的绝对值，这是因为尽管与预期结果一致，CVR与信号变化测量值显著相关（图，补充数字内容4），但在本研究的刺激条件下，这些统计指标能更好地展示偏侧性疾病的情况^[25]。最后，我们研究中心为烟雾病患者在手术前后进行了无创的高碳BOLD影像检查。尽管在手术1年后仍然进行了DSA检查以评估患者侧枝血管形成情况，我们希望无创性BOLD成像能成为术后DSA的一种补充或替代方案。未来仍需要开展一项大型队列研究，以评估判断血管再生术成功的血管顺应性指标的临界值并确定其变化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如图，补充数字材料5所示，初步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令人振奋。

结论

除使用DSA以外，我们对烟雾病患者在接受血管重建术前后应用传统CVR及一种新型的时间延迟BOLD图像处理法评估侧枝血管生成情况。DSA上所见的新生血管形成与传统回归及反应时间延迟法证实的间质血管顺应性指标的改善密切相关。对CVR数据进行传统及时间延迟分析可以为监测血管重建效果提供一种无创的方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