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德国埃森大学的Jabbarli等人在近期的《Neurology》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对 2 个观察性 SAH 队列进行了汇总分析，评价了血管痉挛治疗对 SAH 结局的影响。

————摘自文章章节

【REF：Jabbarli R, et al.neurology 2019 July 5. DOI: 10.1212/WNL.0000000000007862.】

迟发性脑缺血 (DCI) 与蛛网膜下腔出血 (SAH) 后预后不良密切相关，而脑血管痉挛是导致 DCI 的主要因素。目前，脑血管痉挛的基本治疗方式包括定期监测脑血流和药物治疗（口服尼莫地平、维持正常血容量和诱发高血压），对于药物难治性血管痉挛，可进行血管内治疗(EVT)。然而，上述各种抗血管痉挛治疗方式仍无明确标准，各种治疗方式对SAH的结局影响尚未明确。来自德国埃森大学的Jabbarli等人在近期的《Neurology》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对 2 个观察性 SAH 队列进行了汇总分析，评价了血管痉挛治疗对 SAH 结局的影响。

该研究共汇总了2 个机构的数据库，提取自 2005 年至 2012 年间住院治疗的 SAH患者的数据。纳入的患者为在两个医疗机构神经重症监护室住院的病人，患者每天接受神经系统检查和经颅多普勒 (TCD) 超声检查，保守治疗包括口服尼莫地平（360 mg/日）和维持血容量正常，为了保证急性 SAH 后足够的脑血流量，使用胶体或正性肌力药物（如去甲肾上腺素，在某些情况下，还与多巴酚丁胺联用）使动脉瘤成功闭塞后的平均动脉压 (MAP) 保持在≥70 mmHg。如果出现临床、影像学或超声征象提示脑血管痉挛，则接受额外的内科和有创治疗。在两个中心中，患者在血管痉挛治疗前进行了诊断性 DSA 检查，如果动脉狭窄达到≥50%（初始值/对侧值），则需要进行 EVT。研究者随后分析了EVT和保守治疗对 6 个月随访时 DCI和不良结局（改良 Rankin 量表评分 > 2）发生率的影响。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两个中心共治疗了 1171 例 SAH 患者。因此，这两个中心皆为高容量神经血管中心，每年病例数（70 vs 77 例）和治疗 SAH 患者的基线特征相当（表 1）。最终共纳入1057 例 SAH 患者，研究显示人群的人口统计学（年龄和性别）、临床（Hunt&Hess 分级、急性脑积水、治疗方式和感染）和影像学（Fisher 分级和动脉瘤位置）特征无差异（表2）。

表1. 2005 年至 2012 年在研究中心接受治疗的所有SAH患者的基线特征

表2. 纳入最终分析的患者的基线人群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EVT 的使用率 (24.4% [121/495] vs 14.4% [81/562]) 和首次接受治疗的时间（SAH 后第 6 天vs SAH后第8.9 天）存在显著差异（表3）。接受较高治疗频率和早期 EVT 的患者的 DCI 发生率 (20.8%vs 29%) 和不良结局率 (44%vs 50.6%) 较低。因发生迟发性脑缺血性神经障碍（DIND）而接受 EVT 的 SAH 患者的 DCI 发生率高于仅由于TCD 测量而接受 EVT 的患者（64%vs 44.7%），此外，因发生DIND 而进行的 EVT 的时间显著较晚（SAH 后第 8.9 天 [±3.7]，TCD 启动的 EVT 病例为 7.3 [±3.9]，）（图 1）。多变量分析证实了 EVT是 DCI 风险和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表4）。

表3. 两个中心进行血管内治疗 (EVT) 的特征

图1. 在接受血管内治疗 (EVT) 的患者中，因经TCD测量（无发生DIND）而单独列出的迟发性脑缺血 (DCI) 发生率和发生 DIND 后进行的EVT

表4. 蛛网膜下腔出血队列中迟发性脑缺血 (DCI) 和不良结局预测因素的多变量分析

采用较高治疗比例和通过TCD动态监测行早期 EVT 的预防策略或可降低 SAH 患者的 DCI 风险并改善其功能结局，但仍需通过进一步前瞻性试验来评价预防性 EVT 策略治疗 SAH后脑血管痉挛的价值。